室友万岁

2018 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Shoplifters）描述了一个贫穷但充满爱的家庭，后来揭露这些人虽然住在一起，他们其实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我一发现这部电影，立刻强迫我所有的室友去看。另外，大家都知道 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主角根本就是一个很想要有室友的寂寞男人，利用偷来的血肉做出一个人陪伴他 —— 而当他没有好好对待这位室友时，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早在隔离检疫发生之前，有一支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叙述七个中国女人过着“人人梦寐以求”的退休同居生活。这些女人一边在翠绿的稻田里行走，一边细数她们变老后会一起做的事：“一起煮饭、在田里烤肉、唱歌、采集食物。”所有社交活动暂停之后，我听过没有室友的人突然想要室友，而原本有室友的人却想要一个人住。隔离生活让我们有机会检视内心各种互相矛盾的欲望，有如用高倍放大镜鉴定宝石，直到我们叫出：“就是这一颗！”语气十分坚定，仿佛这样的领悟手到擒来，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仿佛我们都是宝石专家。

不只有平凡的租屋族会陷入这种看似矛盾的冲动中，名人亦如此，比如 Cara Delevingne、 Ashley Benson、Kaia Gerber，这三位交情甚笃的密友最近会共同录制小视频，也一起去超市采买食物。没错，这都是发生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事。 （演员 Margaret Qualley 也曾加入这个“隔离团”，但她快地转而“保持社交距离”，也就是独自生活。）她们把买好的东西带回家后，彼时还是 Delevingne的女友 Benson，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与 Gerber 的合照，照片里两人穿着相同的扎染毛衣，下方写着“本月双胞胎”，暗示她们所有人将共度隔离时光，化身为现代版的《东镇女巫》。《每日邮报》（Daily Mail）以一言敝之：“请保持社交距离：但如果你有一大群朋友就无需担心，大家住得愈近愈好。”即便你有足够的钱去买一栋洛杉矶豪宅，即便政府卫生机关时时刻刻警告着大众应与亲友保持距离，但有些人实在无法克制内心深处对陪伴的渴望：他们想要有室友。

我一直都有室友。过去三年来，我慢慢了解到到与人合住的特殊之处。 Chester 喜欢为我们烹调丰盛的晚餐，用尽厨房所有的碗盘来承装美食；Alison 的核心肌群最结实，她是我们比赛做平板支撑时，能够撑最久的人；Ana 很爱搞惊喜—— 去年圣诞节，我们回家开门发现一棵用灯串、卫生纸卷（我们收到的礼物）堆叠而成的圣诞树，树上的挂饰是从我们房间偷来的物品。居住的城市实施封城后，我们负责照顾彼此：一起下厨、打扫、缝制口罩。某个特别漫长的夜晚，我们决定来玩“室友知识问答”，透过这些问题来考验彼此的了解： “Clio 最喜欢的厨具是什么？”“夹子。”“Chester 的身高是多少？”“一米八。”

我的室友都可以作证，我的脾气最为阴晴不定。我在家常常会光着脚来回踱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每当我走出房间，知道有别人在家总是让我感到安心。总归来说，我非常支持有合租的居住模式。数十年来，我们被教导与人合租是失败的象征，代表你的事业、爱情两头空。市场经济不停鼓励买房置产，使得独居、组成核心家庭变成公认的人生终极目标。然而，这些经济因素同时也造成房租上涨、薪资下降，社会为我们设定的理想愈来愈难以达成。

无情的新冠病毒将许多人与原生家庭隔开，我们因此必须学会依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街区的人：邻居、陌生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人。如果我们的社群内有人生病了，所有人都会面临被传染的危险。换句话说，除非我们能保护所有邻近的人，否则连自己的家庭都守不住。

Ellen Willis 在 1979 年发表了一篇以家庭为主题的文章，她认为长期活在一个不稳定、富有敌意的系统底下的人，会把家庭视为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家庭的定义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 —— 如果人们开始从家庭以外的地方寻求协助，他们可能也会开始要求政府提供更全面的社会褔利、更公平的劳动条件。正如 Willis 所言，“资本主义显然有必要鼓励人们依靠家庭，借此维持其迷思。”（这句话是我听过支持“室友至上主义”的最佳理由！）

把“室友”当作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概念也许有点傻，但姑且容许我大胆为你引荐一种超越两室一厅、不以家庭为中心，却更为团结的社会。我们从来没有如迫切需要社会改革，不过单纯地认清这个事实不足以构成政治立场。我们目前不需要陌生人是因为体制失灵了；体制之所以会失灵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以陌生人的身份对彼此伸出援手。这个吊诡的困境是危机也是转机，此刻最适合尝试从各个层面整理自己，而我们可以从探索内心的欲望下手。重新教育自己，起身对抗买房置产的意识型态，进而激发大众的同理心，才不会停滞不前。

然而，进入封城状态后，我们四人住的三室的公寓忽然变得很拥挤。我必须躲在房间里讲电话、排队等浴室，种种变化让我愈来愈不耐烦，直到一个机会从天而降：几条街之外，有个朋友的单人公寓空出来了。尽管我在前文大肆宣扬对室友的爱，我现在却选择背叛他们。

在朋友的公寓里第一次尝试独居，我觉得自己仿佛过着向别人借来的人生 —— 一种我想要，同时也不想要的人生。宽敞的房间、高挑的窗户、大型餐桌，一切都彰显著与所爱之人分享的价值。更使我沮丧的是，我居然会羡慕这样的生活，用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但话说回来，我差点忘记社群本质的流动性。我和我的室友们之所以能够分头进行自我隔离，正是由于我们受到更为广大的社群的照顾。我对自己住的新公寓很熟悉，是因为租给我的两个朋友分别曾是我的同事和活动协办人。我根本没有主动向他们提过原来的住处太挤 —— 我猜是一群共同朋友在他们找房客时，将我的情况透露给他们、为我牵线。最近我和母亲通话时，她很担心我一个人住：“如果你生病没人照顾怎么办？”我温柔地安慰她，在这非常时期，我虽然独自一人，却接收到前所未有的多方关照。

每当我在脑中规划未来的蓝图 —— 也是我训练自己去渴求的目标 —— 是拥有多位同居伴侣的生活。家人的定义愈模糊，我们建立的新家庭就会愈庞大。也许我们可以效法 Cher、Sarandon、Pfeiffer，与亲密好友、共同养育的孩子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如果我们够幸运，这个故事的结局会跟开头一样 —— 都看得到室友的身影。

Clio Chang 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坐标布鲁克林。她专门书写与政治、文化等等相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