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Cathy Park Hong 和「亚裔美国人意识」的复杂性

这个过程比较迂回。我并不仅仅主要写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做过记者，并且一直都想回归非虚构写作。我曾经犹豫过是选择新闻写作还是诗歌。新闻界似乎更岌岌可危，我的朋友们那时候全都面临着被裁员的局面。于是我想，那还是选诗歌好了。

大概 2000 年年初吧。我在爱荷华州读研的时候对诗歌产生了兴趣。不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情况发生了改变：我成为了一名母亲。突然少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我写诗的方法有些艰难，差不多得要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才写得出诗。每一本书我都要重新调整写作方向。我试图创造一种语言，一个世界。

开始写这本书的缘由之一，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 Richard Pryor 的脱口秀。我对他太着迷了。我从未能够直接和诚实地来描写种族，而且我一直想要以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来写种族。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流传着的亚裔美国人叙事，但它们并不能让我产生真切的共鸣。我在想，我要能如何像 Pryor 在脱口秀里那样，诚实地描写最当下、最紧迫和最真实的种族问题？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随笔的形式并非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尝试了通过诗歌来表达，但是失败了。我也试过小说的形式，也不成功。对我来说，随笔是一种广纳百川的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知识系统和体裁。我特别讨厌“散文诗”这个词，但一篇随笔是可以很诗意，可以有新闻性，可以带有回忆色彩，也可以很理论化。

喜剧往往会抛出一个论题，对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喜剧都是这样。但是像 Richard Pryor、Lenny Bruce 或是黄阿丽（Ali Wong）这样的单口喜剧演员，他们是想要提出一个观点的。他们试图去触碰最核心的真相，但他们也知道如果直接把这个真相扔给你，你是不会听的。作家 Tommy Pico 说，他把喜剧当作特洛伊木马一样来使用。笑话里的梗会有一种意外感。作为一种议题的喜剧会试图让你接受一些否则你不愿面对的不愉快真相。

我是个受虐狂，但还没那么严重。在八到十年前，诗歌朗读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对诗歌无比虔诚。那时候的诗歌还是一种非常“白人”的题材。诗人 Juliana Spahr 写到过这个问题。那时的诗歌非常高高在上，往往对种族问题刻意地避而不谈。而与此同时，我却亲身体验了各种不太直接的冒犯，我想要推翻它们。我没觉得受到启发或是有社群感，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我开始表演脱口秀。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前卫艺术中的白人种族性臆想》（Delusions of Whiteness in the Avant-Garde），那也是写作这本书的另一个源头。

从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那是一种极为孤独的体验。对我而言，所谓“微小的感受”是指：没人承认你的经历，或是他们会让你觉得你正在经历的现实是不存在的。你会觉得你无法发声，难以言说，从未在大众文化中见到过自己同族裔人的面孔 —— 我不认为白人真的能理解这种感受。但我不想只谈论代表性，我想从更加深层的心理层面来谈论它。我们是如何不被认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又是如何于全国性的对话中被视而不见的？

在欧柏林学院，我有一群关心政治和艺术的朋友。那个社群给予了我把这种隐形表述出来的词汇。我的老师们也都特别棒，有很多优秀的非白人教授，比如 Myung Mi Kim、Anu Needham 和 Johnny Coleman 等。当人们想到“觉醒而穷困”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凡的觉醒。但这其实是你需要不断被提醒的东西。人们很容易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状态，说族裔并不重要。你需要有人提醒它是重要的。在女儿出生之前，我把自己看作是局外人。我的背景是实验诗歌，我很满足于自己从边缘向内观望的状态。成为母亲后，我对种族意识的想法开始变得更加紧迫 —— 你是大家注视的对象，你是这个家里拥有权力的人，你要怎么发挥这种权力？当我的女儿长大后，她所面对的种族问题又会是什么样的？她会觉得自己是白人吗？亚裔美国人在今天依然是隐形的。这个族裔的自我解读仍然没有进行。

然后当我读了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等作家的作品之后，他们向我展现了一种思考亚裔美国人身份的方式。寻找亚裔美国作家榜样要更难一些。我需要尽可能地抓住所有对我有启发的作家，这并不容易。虽然如此，现在还是有一条非常出色的亚裔美籍小说家和诗人的谱系，也有很多很棒的学术写作 —— 不过，我想问你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的呢？

是的，还有第三代日裔美籍诗人兼活动家 Janice Mirikitani 的作品。

这依然是一再反复出现的，让人疲倦的种族叙事。这本书是一种介入式的干预，我需要澄清一些真相。我认为非裔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成为了其他族裔的非白人作家们思考种族问题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在民权运动中，从 W·E·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开始就已经是根本性的了，而且其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他们的思考已经成为被边缘化的人群思考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弗朗茨·法农影响了如此之多流散的非非裔人群。他对于我试图弄清“亚裔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到底是什么”、“甚至到底存不存在这种意识”这些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说如此，我并不想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体验和非裔美国人的体验混为一谈，但承认非裔思想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觉得最难谈及的问题之一在于（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彻底成功地说清楚了），我们身处的少数族裔处境是不同的。亚裔被塑造成一个模范少数族裔而让非裔看起来糟糕。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被称赞为与白人族裔亲近。亚裔族群抗议平权法案的一系列行动，让人感觉是近些年唯一一次由亚裔发起的抗议活动。并且事实上，大多数亚裔都是支持这个法案的。我切切实实地认为，讨论因阶级、反对非裔文化、以及肤色主义所导致的非、亚和拉美裔之间的种族冲突问题也十分有必要。如果到了 2050 年，少数族裔倒变成了多数群体，那会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到时会有一部分亚裔美国人认为自己和白人是同一阵线的吗？

对，不是。关于亚裔美国人历史的很多最基本事实，即便到了我这个年纪，而且教了这么多年书，也完全不了解。那不是能够轻易获取的知识。我以前都不知道第一批亚裔美国人是 16 世纪时来自菲律宾的士兵。这段历史非常隐晦。

车学敬是早期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之一。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知道的她。她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作家和艺术家。她既在形式上颇有新意，同时创作的主题在政治上又非常激进，我深受启发。她的一位老师说过 —— 大意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够完整地描绘她的经历，所以她必须要把它们全都用上。”拍电影、表演、写诗，回忆录 —— 她什么都做。那时候跨媒介创作都还没开始流行。她对英语的运用也让我深受启发。你读过《听写》吗？

她向白人读者解释自己的时候，毫不低声下气。很多人都抱怨《听写》这本书不好懂，但它是故意写得不流畅而且难懂的。她在写韩国的历史和殖民史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会做脚注去解释。所以，你要么知道，要么不知道。

的确。

人们对于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样的艺术家和很多其他年轻女性，存在着一种物化崇拜。这让我也想到了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那些暴亡的年轻女性。有时候，她们的悲剧被看得比她们的作品还重。但我同意这里面大部分是因为逝去的可能性。也因为我们对于青春和美丽的执迷。但车学敬并不完全属于这一类型。首先，她通常并不被包括在这些因自身的悲剧而被美化或物化的女性行列，因为她是亚裔。

我想要尊重她的作品，并确保把她的写作放在优先位置，但同时我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常有问题的抹除现象；针对她作品的评论家里面没有一个在谈论她遭受的强暴和谋杀。为什么会这样？我对写她感到不舒服的另外一点，是因为那似乎呼应了很多关于有色人种女性所遭遇的性暴力的描写方式。这些有色人种女性遭遇的不幸，不像发生在白人女性身上的那样为人所知。车学敬的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的纽约非常暴力。但就像她的朋友 Sandy Flitterman 所说的那样，如果车学敬是一个来自上西区的白人女性，她的故事早就在媒体上闹地沸沸扬扬了。比如，两年后，一位慢跑者在中央公园被袭击就被大报特报。我想要探究不同的沉默。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还原她的人生，想要描绘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作为艺术家的成长和她在纽约努力打拼的经历；她的命途多舛和她自己在韩国时所经历的暴力历史。那是对一位艺术家的肖像描绘 —— 一位被从历史中被抹去的艺术家的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