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Kenzie Wark：如何当一个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其实不太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某些问题 —— 比如“你是不是加入过或者依然是共产党” —— 不予以回应的权利很重要，所以我从来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能够说的只有“我曾经接受过干部培训”。我年轻时在投身的政党之中并非特别激进的一员。我曾经是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员，这是澳洲的两大政党之一，政治立场偏左。我觉得，那几年间的意义在于经受一连串的失败遭遇、情感上随之产生的挫败感，以及在此之后所做的反思，这就像是在给自己重新定位。因此，我对如今正在发生的某些复苏现象并没有太大兴趣，因为我首先得消化过去那些事件失败的原因，还要想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

法国诗人 Arthur Rimbaud 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很难用翻译后的语言忠实传达他的意思，那句话大致是说：“我是绞刑台上坐着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记得自己在十几岁时读到这句话，感到醍醐灌顶，我的命运也由此注定！

当老师是我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难不因此受到影响。我不太喜欢受到体制框架的约束。我喜欢在那种环境之外的地方学习，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我希望能够长期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我目前正在热情洋溢地向一位跨性别女性解释，要如何将她书写的从事跨性别性工作的博客日志集合成书，再拟写出版计划。我挺纳闷的：“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啊？”一件事一旦进行了一段时间，我就会忍不住这样想。我想，这同时也是与教育学理念有关的一个政治项目 —— 如果你能学会如何学习，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底层理论”是“顶层理论”（high theory）的逆生词，“顶层理论”深受德里达（Derrida）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的影响，理论本身很不错，非常有意思，但不适合我。我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受过类似的学术训练，这一套理论似乎最终沦为某种正规学术训练的一环，永远无法跳脱于学院体系而存在。我难以认同这样的理论。我的理念的核心部分更像是文化理论学家 Stuart Hall 所说的：“理论是通往某些更重要内容的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其实轮不到我来判断哪种理论更加重要，我不过是个写书的，重要的其实在于这些理论如何能够发挥作用。要如何打造一本书籍的内容，才能让人无需花费 十万美元（就美国而言）完成研究生教育就能读明白？我可不想写那种深奥费解的书，而在我看来，“底层理论”与实践息息相关。我所说的实践可以是任何事情，并不一定非得与运动紧密相连，可以只是艺术方面的实践。

关于这个术语的讨论其实很难展开；人们得先从某种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跳脱出来，在那种语言体系里，“乌托邦”永远是个贬义词，因为乌托邦会带来极权主义，而那些自由主义者都是非常务实的人 —— 他们喜欢跑出国门，借着打倒共产主义的名义，谋杀一群外国人。而且，复杂性在于：你能想到有什么比新自由主义更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论吗？那仿佛是为统治阶层准备的一个乌托邦世界。我想，大家对于乌托邦的误解是，这种理论其实跟“谁去倒垃圾”“我们要如何面对糟糕的情绪”有关；这种理论试图解决的是各种难题。乌托邦值得我们进行更多讨论，也能够成为我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 —— 你可以说自己度过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夜晚，在我看来，这样的时光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一场精彩的派对也可以是一种乌托邦。

我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年，算得上是个纽约客了。我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感到自己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等到我的孩子长大后，纽约可能已经在海平面之下了，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我觉得自己在记录这座城市，为之建立档案，同时也充分享受为数不多的好时光。如今的纽约整体上来说依然宜居，但生活确实越来越艰难，我恐怕错过了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我是在 Giuliani 当市长的时候（1994 年 — 2001 年）搬到这里的，自那以后，确实越来越没意思了。纽约还是有其光怪陆离的一面，边缘地带也依然有充足的“垃圾空间”（junk space）让人们居住、活动，但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正以一种相当危险的方式驻守在那些地方。警察无处不在，而且毋庸置疑，都带有种族偏见。我能够在街上随意走动这件事本身便意味着我在各种层面上都享有特权。但我喜爱这座城市，目睹这座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宜居是我生活里莫大的灾难之一。

不管这种逐渐浮现或者异军突起的生产方式为何，都将万事万物降维成了信息数据。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方方面面会有多少掌控呢？人们被当作信息大量聚合，经过统计后成为概率中的数字，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都随身携带手机 —— 众所周知，这其实就像是一部信息收集器，会持续不断地将我们的行踪与状态回报给信息中心。我们往往会从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趋势，但就另一方面来说，谁会得到这些信息的总和呢，谁又会得到这些将我们作为群体总和的各种信息呢？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一方面的问题。

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今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 在谋求分裂的战争中，我们甚至会看到，有时一整家媒体机构都在忙着寻找替罪羊 —— 而我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匹。当下，有一整个行业把跨性别人士 —— 尤其是跨性别女性—— 当作替罪羊。就战略层面而言，这种方法其实挺聪明的。我们毕竟占少数，大部分人不仅极度贫穷、流离失所，在政治层面而言也孤立无援，因此，攻击我们、离间我们，让我们起内讧十分容易。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算法结构使引发波澜、引起争议的正向反馈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因此，也就很难让那些随之产生的其他影响受到关注，比如说，人与人各不相同，但身为非统治阶层的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利益呢？

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开展过这样的批评 —— 当时有一种甚嚣尘上的陈腐论调，认为一切关于科技的讨论都是积极的。大家会觉得，如果你不认同，那么，亲爱的，是你自己的阅读面不够广。不仅仅是我，还有一大帮人，大家对于科技的批评实践都采取了一种朋克式的态度。目睹着人们没头没脑地踏入了这样的世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其实不在乎自己用的这套词汇是否会一直存在，但正是这一部分让我产生了兴趣：剥削中是否出现了新的层面？资本主义中是否萌发了全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尚未被其取代，我们也依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又不完全如此；一些与众不同的事物应运而生了。社会中是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统治阶层，我们又是否能将其视为信息的主宰者呢？这一阶层对生产资料并没有太大兴趣，也不直接拥有工厂。这一阶层不在乎物质世界中的事物，在乎的是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价值链。资本主义中也贯穿着类似这种阶层的元素，但其占据主导地位依然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因此我认为需要使用一种全新的批评式术语来指代这种阶层，“引导者阶层”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这些主体掌控着信息的走向。

所有这些讨论都回避了一个问题：是否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从属阶层 —— 我认为是有的，这个阶层的人们制造信息却并不拥有信息。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阶层，我也不例外。你正在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你制造了信息，却成为他人的所有物。我将这样的人称为“黑客”阶层。这可能已经不算是个褒义词了，随便你怎么称呼这样的阶层。这有点像是劳动阶层，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劳动阶层，因为我们很难确定这一阶层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与作业时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与付出的劳动是否含有价值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我认为需要对此进行详细说明。黑客劳工联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关于阶层的词汇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阶段。

我认为，语言的发展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环节。当然，有人直接把这一阶层称为“科技界”或者“硅谷圈”，没有人把他们叫作“全新统治阶层”，而他们却成功地让我们都陷入了有关创新以及其他各种狗屁理念的讨论之中。人们似乎都习惯于回避语言上的革新。我觉得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语言革新，我比较支持这样的举措，而不是退回到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那套术语之中。我们确实可以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世界上的其中一部分现象，却难以借此领会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如何当一个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我们需要更频繁地探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