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丝袜：端庄与暧昧并存

我母亲二十多岁时买过一本企鹅出版社出版的 D. H. Lawrence 作品，《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这本书的书页已经泛黄，封底内页上有一行淡淡的铅笔字：“长筒袜，第 491 页。”字迹是如此隐约，像是杂草丛生的后院中踩在土壤上的一个脚印，让人难以相信已经有四十年历史之久。这本首次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著名小说讲述了 Gudrun 与 Ursula 两姐妹的生活，以及她们各自曲折迂回的情感历程。在小说将近五百页的位置，故事正说到 Ursula 即将离开，前去成婚，这是“自此一别，难再相见”的情形，妹妹送给她的是“厚实的丝质长筒袜，鲜红色、浅蓝色，还有灰色”，她将这些袜子塞到了枕头底下。这些都是著名画家维米尔笔下的经典色彩，用来描绘的是鲜血、天空，还有云彩，都是一些象征着永别的色彩。Ursula 抗议，说她不能夺走 Gudrun 的“珠宝”与“羔羊”。可是，没有其他礼物能与长筒袜相提并论。两姐妹都认为，在爱情、婚姻、生产与死亡之间，“只有特别可爱的长筒袜才能让人获得莫大的快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人士率先对 D. H. Lawrence 这样的男性文人典范发起批判。Simone de Beauvoir 在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花费一整个章节对他进行批评（并且以一种挖苦的口吻将该章节命名为“D. H. Lawrence，抑或是阳物崇拜”），她在其中列举了 Lawrence 书中包括对长筒袜的迷恋在内的诸多细节，以此作为他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充满肤浅审美偏见与感情依赖的证据。在这样的故事中，女性连获得性解放的可能性都被挖走了，因为作者显然认为女性通过配饰就能获得性高潮。然而，Angela Carter 在 1975 年发表的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衣橱女王 Lorezo》中则表示，Lawrence 对于裙装的痴迷并非出于厌女情结，而是借助自己笔下女性主人公过于张扬的女性气质，传达自身的欲望。简而言之，她认为 Lawrence 笔下的女性就是他男扮女装的模样。他浓妆艳抹、搽脂抹粉，只有长筒袜才能点燃他通过故事释放的激情。Carter 写道：“长筒袜，长筒袜，长筒袜，长筒袜简直无处不在。Hermione Roddice 喜欢珊瑚色的，而 Ursula 则偏爱浅黄色的。长筒袜，目中无人、光彩照人又艳惊四座！这薄薄的布料无意掩盖、装饰或伪装不羁的身躯与鲜活的生命。Lawrence 迷恋的不是大腿，而是丝袜。”他笔下的女性并非单纯是作者获得乐趣的道具，她们得以在他的故事中通过属于自己的物品获得乐趣。

自从收腹提臀的美体修身内衣材料用于裤袜设计后，如今的连裤袜往往被当作带有箍带的塑形紧身衣。然而，在十九世纪以前，连裤丝袜或者长筒袜在欧洲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分，而是主要被当作彰显阶层的物品。人们通过袜子的面料 —— 从纤细的丝绸质地到粗糙的羊毛面料，不一而足 —— 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受欢迎且历史悠久的奥地利袜子品牌 Wolford 发明了无缝丝袜。如今，Wolford 依然坚守传统，以 285 美元一双的价格出售着人人梦寐以求的卡丝米毛葛连裤袜。十九世纪初，叛逆的布尔乔亚式花花公子一时流行起模仿劳动阶层工作服的打扮（你难免会好奇对吧，是的，日光之下无新事），使得男士长裤成为当时英格兰男士的常规着装，而长裤与短袜也因此成为阳刚之气的代表性服饰。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女性内衣的款式也变得更加大众化，不再等同于自身财富的象征，而是成为具有性别特征的得体着装规范 —— 尽管这种规范本身已经暗含了阶层差异。等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女性的长袜款式当作判断女性身份、性经验、性欲望乃至女性的未来与过去的一种标准。

1912 年，21 岁的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因“危害公共道德”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关入监狱。法庭上，法官将他的一幅裸体画作当众用烛火烧毁，画上的女子随即灰飞烟灭。席勒在出狱后只活了七年，但他依然设法用十倍的画作弥补此前被毁掉的那些裸体画。他一遍又一遍将之前画中同一个女孩的同一幅性爱场景，反反复复画了好多个版本。从他众多作品中精选出的重要画作选中，总是有一幅被称为“长筒袜”的画作。实际上，席勒笔下的裸体画很少真的一丝不挂。画中人常常会将灯笼裤褪到脚踝，如同被狂风暴雨刮落的大树枝头的花朵；同样的，女式衬衫也会被脱下举过头顶，脚上的靴子却依然系着鞋带。即便在最露骨的那些画作中，画中人依然会穿着长筒袜。这样的画作有很多：《穿蓝色长筒袜的裸女》（“Nude with Blue Stockings”）、《穿蓝色长筒袜的女子》（“Woman with Blue Stockings”）、《穿紫色长筒袜的裸体画作》（“Nude with Violet Stockings”）、《穿绿色长筒袜的裸女》（“Nude with Green Stockings”）（同一主题下一共有三幅作品）、《穿红色长筒袜的女子》（“Woman in Red Stockings”）等等。画作中，他笔下的招牌式苍白身躯上，往往只有这些长筒袜被涂上了颜色，而且这些颜色通常十分鲜亮、有活力。画中人大腿处的长筒袜顶端还往往系有一个厚重的蝴蝶结，以此代替吊袜带，使长筒袜不会滑落。一如其他所有令人愉悦的恋物之癖，画作中这些充满情欲的细节并非奢华性幻想的载体，而是脱胎于庸常的生活，强调的是亲密关系中的现实层面。苍白无力的四肢与颜色饱满的蓝色相遇，后者鼓胀、皱起，呈现出层层的褶皱来。在我最喜爱的几幅画作中，画中女子的双手伸进长筒袜中，一直探到脚边 —— 她并没有被束缚住，而是以一种仿佛伸进手套的姿势，将双手伸进长筒袜，作势要将其拉上膝头。

席勒在 1919 年去世，享年 28 岁，当时已经快要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棱角分明的四肢与瘦骨嶙峋的膝盖即将在画作中复兴。裙摆在时尚中变得举足轻重，而人造丝的大量生产也让丝袜流行了起来。随着人们对于长筒袜的热爱日渐高涨，有着恋物癖的那些人开始痴迷起一种新兴的日常事物：长筒袜上沿着双腿笔直向上延伸的缝合线。浅黄色、翡翠色的脚踝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透明的第二层肌肤，其存在的主要意义是被人抚摸，或者说，是防止受到某一类抚摸。女性的双腿仿佛被裹上了一层光泽，散发着光芒。到了 1939 年，美国杜邦化工公司发明了尼龙材料，这种材料生产成本低廉又便于穿着，大多数美国女性都开始每天穿着透明丝袜。尼龙丝袜就这样深深地根植在了女性的生活之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杜邦因为要将尼龙材料用于生产丝质军用降落伞而停止生产丝袜时，女人们不得不用化妆品在腿上做修饰，她们会用眼线笔在大腿上画出丝袜上的那种缝合线。为了获得女性气质，她们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丝袜与肌肤是如此相仿，以至于如今人们开始用肌肤来模仿丝袜的质感。大约八十年以后，卡戴珊身穿 Yeezy 的服饰时，常常直接把紧身弹力裤与连裤袜当作裤子来穿，并因此将这种从头到脚都紧紧包裹住身体的肉色行头发扬光大。今年夏天，她还创建了自己的紧身服饰品牌 SKIMS（此前使用的则是一个广受非议的名字：KIMONO），推出的各种内衣与她平时出街会穿的外衣几乎没什么两样。两者看上去都像是没有穿任何衣物一样，服装的面料有如带有视觉陷阱的肉身，赤裸感在如今依然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Mary Quant 将迷你裙带入大众视野，这成了一种身体暴露主题下的社会性实验。明晃晃的大腿变得无处不在。诸如 Daivd Bailey 和 Donovan 这样的摄影师开始趴在地上从下往上拍摄女性，他们用抬头仰望取代低头俯视，注视着无穷无尽的大腿。Quant 意识到迷你裙带来的变化太过剧烈，而当社会上出现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时，大众意识中的性观念也会受到冲击，因此，Quant 在迷你裙的整体造型中加入了各种积极又端庄的元素：低调的中分发型，带有长条棱纹的毛衣、玛丽珍款舞鞋，当然，还有如今已成招牌的亮色不透明连裤袜。这些连裤袜的颜色不再具有维米尔的色调，而是有着樱桃与杏子、兰花与酒店泳池般的鲜亮色彩。这些连裤袜不仅遮盖住女性的身体，淡化迷你裙带来的冲击力，还能用各种张扬的颜色突出迷你裙到底有多迷你，在拥挤的剧场中发出无声的呼喊：“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性别革命与连裤袜的转变交织在了一起，使后者逐渐成为服饰中的必备单品，变得越来越显眼出挑，而且也更加独具风格。在当时那种推崇所有人都应该尝试非一夫一妻制、群交以及（理应获得）性高潮的时代，大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 难不成是因为大腿能走路吧？突然之间，人们不再以“长筒袜上的蝴蝶结能够系得多紧”来衡量女性的诱惑指数，而是开始注重“女性是否能够快速脱下长筒袜”。巴洛克式长袜在当下的复兴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这属于我们对于开放性关系的永恒遐想中的一部分。不过，这到底是属于谁的快感呢？对于有关裹住身体部位的想当然的理念，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我认为女性穿上长筒袜、束腹乃至塑身内衣，并不单单是想突出或者淡化符合当下大众审美的理想身形。我觉得，这些物品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良好，带有重量感，如同子宫般将身躯包裹住，使人挺拔、更有曲线。也许，这些单品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专业舞者，让我们感受到此前不易被察觉的肌肉，一举一动都尽显优雅。我们甚至都能感觉到脚踝旁因为聚光灯而产生的温热感。不透明的连裤袜更加突显我们的身段，使我们看起来饱满却又不过于肉感，颜色单一却又非常紧致。这些单品是最轻薄的盔甲。Antonioni 导演的电影《放大》（Blow Up）如今已经成为经典，影片中，Jane Birkin 与 David Hemmings 的嬉闹逐渐变成一场三人性事，在此期间，人们能看到她一闪而过的私处毛发（这也是非色情电影中首次出现这样的镜头！）。我在青少年时期观看了这部电影，唯一记得的就是 Hemmings 如何费力地脱下 Birkin 腿上薄荷绿色的连裤袜。他用双手抓住她臀部连裤袜上的松紧带，而她则一直踢啊踢的，用少女味十足的双腿做出抵抗。

Audrey Wollen 是一位作家，来自洛杉矶，如今生活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