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连我在内有三个人住在那里，但鉴于我们的身份（介于照看房屋与非法侵占之间），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资格去维持厨房的秩序。我无意抱怨，但还是难以释怀。厨房里没有餐桌，柜台上没有果碗，如果有的话，老鼠就会在牛油果的绿色果皮上留下细小的牙印，啃得果皮像五彩纸屑那样散落得到处都是。我于是会连续好几个小时观看《英国家庭烘焙大赛》（The Great British Baking Show），对这种我无法实践的爱好充满渴望。

等到我在 2016 年春天搬到新公寓，我一看到属于我的厨房（！），差点哭了出来。厨房很小，形状也很奇怪：正方形的厨房连着拱门，像个立方体一样立在房间中央。虽然这间厨房比老房子里的那间要小，但对我来说却已经足够。我盘算着增加一些台面空间，在旁边的墙上装一些开放式的架子，再添一个可以切菜的半岛式柜台。我为此特地邀请朋友上门，畅谈我的计划。

你们俩都会在家工作吗？她说着，环顾四周。她指的是我和我男朋友。

不，我说道，迫不及待想回到架子前。他有办公室，而且也需要自己的房间。

那你的房间呢？她问道。

这里！我说。厨房！

她忍不住大笑。

“坚定的女权主义人士竟然说厨房就是自己的地盘。”

这都是玩笑话。她当然知道我真正的意思。这些想法无需别人过问。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整理橱柜，决定物品的摆放位置。比如说，架子的低处放碗，因为我很矮，而且喜欢用碗吃东西；高处则放盘子，因为我的男朋友很高，而且喜欢用盘子。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对厨房情有独钟，或者说，只有我会那么在意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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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记得出生时的情形，却都拥有最初的记忆，以此拉开清醒生活的序幕。我最初的记忆从厨房的地板上开始，经由一阵哭声展开。我看到的是陶土瓷砖，手里还有触摸瓷砖的感受。有人提议让我喝奶，我随即感到好受了一些。这段回忆也许是我成长中的里程碑，让我意识到，有关舒适的承诺和舒适的事物本身一样美好。

我脑海中有关厨房的正面联想都源自那段回忆。厨房很温暖，我在那里吃饭，还能找到舒适和同伴。厨房犹如子宫，不过，在文章开始没多久便说出这样的形容很有可能会引来误解。

我父亲的母亲是第一代意大利裔美国人，她十几岁时把名字从 Domenica 改成了 May。她也对厨房情有独钟。我们的 Nonni（这既代表着“我亲爱的祖母”，也是意大利语中“祖父母”的复数形式，而“Nonna”这个叫法则没那么流行）在上世纪 50 年代有了自己的家，六十年后，她倒在厨房地板上去世，享年 93 岁。在我看来，说她的人生就是在那间厨房里度过的一点也不为过，换句话说，她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因为，她热爱下厨。每当我打电话问候她时，总能听她说起炉子上正在煮的食物。每次去见她，她也会用我的叔叔给她买的 iPad 给我看照片，跟我介绍她做了哪些菜：披萨、烤肉、肉丸，还有从邻居那儿学来的泡菜。

祖母的厨房里有一台白色的壁挂式电话。几十年来，为了在接听时不被旁人听见，电话线一直被拉扯得好远，原来的线圈形状早已荡然无存。大家可以端着电话听筒穿过一个门洞来到餐厅，然后穿过另一个门洞走到院子里，或是从另一边的门洞下到铺着地毯的地下室，不过，电话线永远会绕回到厨房。

我向妈妈问起她的母亲。外祖母生下 8 个孩子，在我 2 岁前就已去世。Melba 喜欢厨房吗？她下厨吗？厨艺好吗？我只知道她小时候就被父母送人了，她在怀孕的时候最快乐，还曾因为抑郁在床上躺了一年。关于她和厨房的事，我一无所知。

妈妈是这样回复我的：

“我想，年复一年每周七天为 9 个人做晚餐对她来说不堪重负。她有一些自己的拿手好菜，比如炖牛肉、西班牙海鲜饭、土豆炖肉，还有芝士通心粉，但她很少会尝试全新的菜肴，还将《贝蒂克罗克菜谱》（Betty Crocker Cookbook）奉为圣经。她很擅长做自己已经掌握的菜式，真正喜欢的则是在秋天和姑娘们一起做果酱（苹果、桃子、梨、黑莓、大黄桃、樱桃）、烤派和馅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节食盛极一时，我记得她总是在戒烟和节食之间苦苦挣扎，或者就是不管不顾继续抽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想了解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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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坦率承认自己喜爱厨房真是让我感到有点焦虑；“我喜欢待在厨房里”、“厨房对我来说有种家的感觉”或者“我喜欢掌管厨房”这样的话，我真是难以说出口。为什么呢？这就跟我不敢贸然说出“我想要孩子”或者“我喜欢待在家里”一个道理，因为那些不得不背负这些义务的人可不希望听见别人这么讲。

历史上有关厨房的革命带给了我众多启发。比如哲学家 William Thompson 和作家兼女权主义者 Anna Wheeler 在 1825 年发表的《一半的人类 —— 即女性 —— 反对妄自尊大的另一半 —— 即男性 —— 在政治层面将其禁锢并视作社会乃至家庭的奴隶》（Appeal to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 Men, 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 and thence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傅立叶主义者人群及欧文主义者群体将女性从“打井水、挑水回来、劈柴生火、在铁制炉灶边忙到汗流浃背、与沉甸甸的冰块搏斗、倒干化冰柜里的水或者倒泔水”—— 正如美国教育学家 Dolores Hayden 在《家庭大革命》（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中写的那样 —— 之类的孤独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美国女权主义者 Melusina Pierce 在 1868 年便提出人们应当为家务劳动支付报酬，她拒绝用自己的智力天赋去从事“家务活这样的苦差事”，因为“这种牺牲代价高昂又不近情理”。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则在 1975 年发表的《厨房里的对策》（Counterplanning from the Kitchen）中提出，严肃政治其实属于“厨房事务”，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与工厂里的斗争一样重要。美国女权主义者 Angela Davis 在 1981 年的论文中写道，“作为女性个体的责任，也作为在原始技术条件下完成的女性劳动，家务劳动也许最终会被淘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她的话自然没有成真。我还是得清洁厨房，无法忽视其间的污垢。我擦拭柜台，扫去地上的咖啡渣，然后吸尘，把洗碗机里的碗碟放回橱柜，再把枯萎干涸的花束扔进垃圾桶。我把瓶瓶罐罐里剩下的液体倒入马桶，然后洗干净，接着在洗涤池内放满热水，倒入肥皂粉，这样才能让池底干涸的食物残渣软化，彻底冲洗干净。我做完这一切，却像是什么也没有做，就好像日光平白无故从我身边溜走，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离开公寓，没有踏出门一步。

如果没有家务劳动，我会不会舍弃厨房呢？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在位于纽约中心地带的奥奈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中，即便公共厨房早已取代私人厨房，“年轻的女孩却还是被告知要扔掉娃娃，以免她们在学会做人之前就学会当一个母亲”，奥奈达人“在一个小房间里保留了一个烧木头的炉子，他们将其称为‘袖珍厨房’”。Hayden 曾经写道：“人们认为狭小空间内的直接热源散发的温暖具有无可比拟的滋养力。这里是公社的医药箱，也是众人倾诉烦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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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热爱厨房，还有人则想主宰厨房，当厨房老大。热爱厨房的人喜欢下厨，会长时间待在厨房里，也喜欢在家庭聚会中站在厨房，并且很可能对如何打造一间理想厨房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相比之下，厨房老大则理所当然地希望在厨房具有权威性，当他们无法掌控一切，便会不开心。所有想主宰厨房的人都热爱厨房，反之则不尽然。

从小到大，我家的厨房老大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会为宝宝制作格兰诺拉麦片、圣诞饼干和工作日的晚饭，但她对烹饪毫无热情。（她曾经说：“如果药片就能满足我的营养需求，我肯定直接吃药。”难以理喻！）如果她跟其他人结婚，兴许还会发展出这方面的兴趣，可现在，她不得不把这块领地拱手让人。我的爸爸喜欢一个人做饭，他沉默不语，还会在柜台上摆一台小电视机看体育节目。他对摆盘非常引以为傲，还会像做礼拜那样虔诚地定期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农夫市集，想买什么农产品全看当天心情。

疫情爆发之初，医生建议大家不要让 65 岁以上的亲属去买菜。我因此斟词酌句，小心翼翼地提出，让与父母同住的兄弟代劳。我的父亲立场十分明确：要是都无法亲自去买西红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朋友们与年迈的双亲也陷入了类似的僵局。一位朋友表示：“是时候为爸爸们设立假农夫市集了，这样他们就能装作自己去买过菜了。”

我也喜欢主宰厨房。尽管我听从于高等级的厨房老大，比如那些手艺更好的厨师或一家之主，但我还是因为不能亲自购买西红柿而难受。我所在的街区爆发疫情时，我正在外地。我的男友来接我后一起北上，去和他的家人同住。整整两个星期的隔离期意味着我要做的饭和准备的菜谱前所未有的多，随后，我彻底放弃了厨房的掌控。现实给了我一巴掌。男友的继母 Brenda 是一位杂货商的女儿。我根本没有机会去买菜。

那段日子里，我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个被剥夺了权利但又十分知足的厨房老大的心情写照。4 月 24 日：“我受够了无法自己安排餐点。受够了闲聊。受够了听从于他人。受够了无法端着咖啡彻底逃离，永远在离开时受到耽搁。但我对不用掏钱买菜而感恩，对有人牵头决定每天吃什么而感恩。”我特别、特别想家。我想念我自己的冰箱、自己的荷兰锅、自己的刨丝器、自己的面包篮和自己的刀具。但我最最想念的，还是我的主宰、我的自主权和我的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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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在难民营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被剥夺了使用厨房的权利。Matthew McNaught 曾在《流亡中的费鲁兹》（“Fairouz in Exile”）一文中描述了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一个难民营。在那里，100 名新近抵达的难民被安置到一栋曾经是纺织厂的建筑内。他与朋友 Ahmad 跟“三名妇女（其中两人来自霍姆斯，另一人来自巴格达）”交谈，后者抱怨难民营的状况，尤其是“提供的德国式现成饭菜的糟糕口味”。她们说自己不被允许做饭，还向他诉说了如果可以做饭，她们会想做些什么。

“Kibbeh bi laban。”其中一人说。包着肉和香料的全麦饺子，漂浮在浓郁的酸奶酱汁中。“Maqluba。”另一人说。那是一种由蔬菜、肉类和米饭组成的反转式皮拉夫。她们恳求难民营的管理方让她们做饭。她们说，这栋楼里就有一间厨房，但碍于健康及安全条例，她们始终没有获得许可。

McNaught 从她们的悲伤中得出的结论十分中肯。“我现在逐渐理解了。”他写道，“当我们有吃有住，却没有生活规律，日常的目标和活动被尽数剥夺，角色、职责和选择也被通通夺走。这个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食物如此难以下咽，厨房却近在眼前。不被允许做饭简直是种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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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摄影师 Carrie Mae Weems 在自己厨房的桌子对面架起一台相机，连续拍摄了好几个月。布景始终如一：木头桌子和几把椅子；一盏吊灯在所有东西上投射出柔和的圆锥形灯光。道具循环往复（镜子、报纸、烟灰缸），人物也是如此（一名男子、几位朋友、一个女孩）。而 Weem，也就是之后集结而成的《厨房餐桌系列》（Kitchen Table Series）一书的主人公，则始终在画面之中。我们不用提问便能知道，这是她的厨房餐桌。她始终坐在椅子上，仿佛从未离开过。

照片全都标着《无标题》（Untitled），区别只有括号内的描述，比如《无标题（女子和电话》（Untitled (woman and phone)）、《无标题（女子和朋友）》（Untitled (woman with friends)）、《无标题（女子和女儿和孩子们）》（Untitled (woman and daughter with children)）。这些括号内的文字本身就是厨房生活的注脚。厨房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写进标题，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既是外来者进入的私人领域，也是屋内生活者的公共领域。

Anne Sexton 在诗歌《衣服》（“Clothes”，1974 年）中提到了死之前想要穿的衣服，她想穿的是自己粉刷时穿的衬衫。“上面沾染着我粉刷过的所有黄色厨房的印记。”她写道：

“神啊，你是否介意我带上我所有的厨房？

“家人的欢笑和热汤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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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自己的厨房重聚后，我做了什么呢？很奇怪，我什么也没做。我既没有感到松了一口气，也没有一刻不停地烘焙。我既没有在日记里提到食物也没有提到吃任何东西，而是寥寥几笔写下自己的焦虑和羞愧，还悉数写下自我麻木的种种策略，其中包括清洁炉子的炉排。两个星期后，我试着做面包，结果出了状况，面包根本无法成型。几个星期过去了。终于，我在七月的一天写道：“晚餐做了无肉的肉丸，非常好吃，还做了 Teo 推荐的那道卷心菜。”转折点终于出现。

十一月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感恩节的晚餐。配菜是两人份的家常豆腐（Brenda 的菜谱），面包馅料（网上的菜谱），除此之外，还有土豆泥和蔬菜调味汁（还是 Brenda 的菜谱），以及有柠檬香气的爽口沙拉配蔓越莓干。土豆泥里盐放多了，我于是在蔬菜调味汁里少放了些盐，算作平衡，味道还不错。我穿着围裙坐在餐桌旁，很高兴没有客人会叫我脱掉围裙；在我看来，穿着围裙坐下来吃饭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放松。我们就着 Nonni 的餐盘吃饭，日复一日的使用早已让瓷器有了裂纹，但我吃得非常高兴。

Dayna Tortorici 是《n+1》杂志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