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ry White:「尽快让自己获得自由」

激进的反监狱运动人士与人生导师

  • 文字: Sophia Giovannitti
  • 摄影: Naima Green

Larry White 永远不会停止为自由而战。他青少年时期便多次进出监狱,最终在 1976 年被转至纽约州的格林海文监狱(Green Haven Correctional Facility),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刑期。被判二十五年至终生监禁的他,终于在 2007 年获得假释,当时已经 72 岁。这么多年来,他的电子邮件签名档始终是:“濒死奋斗中的 Larry White”。

在三十二年的牢狱生活期间,White 成了“实现刑事司法与社会正义的非传统方法”(The Non-Traditional Approach to Criminal and Social Justice)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项运动为当今的废除监狱运动奠定了基础。格林海文监狱有一个“智囊团”,他们专门研究黑人及贫困人群在刑事定罪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并与之抗争。1979 年,White 与其他领袖完成了具有突破性的“七个街区研究调查”,证实了在以黑人及拉丁裔人群为主的纽约上州监狱 —— 由白人狱警看守 —— 的人口中,75% 的人都来自纽约市的七个街区。

与此同时,White 开始研究终生监禁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他根据自己无期徒刑的经历发展出一套“希望理论”,奉行的是“尽快让自己获得自由”的生存宗旨。对 White 而言,如果大家的目的是获得自由,那么为了目标付诸的所有行动,都可以被视作追求自由的行为:游说假释制度改革;接受严酷的监狱环境,避免做出可能增加刑期的违纪行为;鼓励监狱员工成立工会,以此获得集体谈判权,此外,他还与外界的运动人士取得了联系。他的理念影响了一整代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受刑人,系统中的每一位无期徒刑犯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监狱官员将他的成功视为威胁,于是一再将其转移,但他无论被送到何处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2020 年的夏天,美国各地纷纷爆发抗议,反对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要求终结这个病态的社会现象。在此期间,废除监狱和警察制度的概念重获重视,原本被改革派排挤并被指为不切实际的监狱废除派开始受到主流媒体关注,其领导人物也随之获得发声的平台。今年登上《Vanity Fair》封面的 Angela Davis 即为一例。

与此同时,美国监狱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则不断攀升。尽管“释放老年囚犯”(Release Aging People in Prison)和“纽约 COVID 保释金募款”(COVID Bail Out NYC)等组织不屈不挠地为致力于降低监狱人口不停奔波,积极为囚犯支付保释金并争取更宽容的刑责处分,然而,他们面临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各种非人道的状况也不断超出大家的预料。尤其是年老的无期徒刑犯人,他们面临的风险特别高。

White 仍然非常关心那些无法与他一起离开的年老的无期徒刑犯人。疫情爆发之前,他依然还在纽约监狱教授课程,这一课程如今已是“无期徒刑犯人希望教育”(Hope Lives for Lifers)项目的一部分,隶属于贵格教会的美国教友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我和 White 相识于 2013 年,当时担任的是他的编辑助理,自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生性欢快又严肃,总是以温暖的笑容接待每一个人,但在平时的谈话中,他也会因为话题转移到更为沉重的现实问题上而忧心忡忡。他会有意无意地提起教育家 Paulo Freire 和 Carlos Castaneda 的理论,并且一再重申那些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犯人的悲惨处境。另一方面,他也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散播活力和欢乐。比方说,有一次,我注意到他把吃剩的红椒种子播种在了公寓里,他因此立刻要把树上唯一的一颗新果送给我。他就是这样的人,总是会毫不犹豫地将生活的动力分享给他人。

接下来的访谈只是不断进行中的对话的其中一部分,希望能借此记录反监禁活动人士在高墙之内的漫长斗争,以及这段长年以来屡遭掩埋的历史。

Sophia Giovannitti

Larry White

你第一次被送进监狱或类似机构时是几岁?

我 12 岁的时候进入沃里克(Warwick)辅育院,那是一所专门接管需要接受行为矫正的孩子的教育机构。当时,我们除了偷窃之外,还会把赃物穿戴在身上逛大街,所以很快就被警察逮住。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学校操场上群起斗殴时被抓了个现行。

法官跟我妈妈说,你的孩子屡教不改,所以我们决定把他送去“青少年年之家”(Youth House)。青少年之家是位于布朗克斯区(Bronx)的一座大楼,我在那里待了一阵,还接受了心理辅导,偶尔回家探望。某一个周末,我在回家期间和朋友抢了一家商店。于是,我被关进了埃尔迈拉(Elmira)的少年监狱。

让我们先来谈谈贫穷的定义。贫穷不仅仅是经济状况,还是一种社会环境。我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知道,只要到了复活节就有新衣服可穿。以前复活节我都会出门,看着路上的人们都一身新衣,喜气洋洋,而我却衣衫褴褛……(笑)。

不过,我并不孤单,所有与我境遇相仿的男孩都会聚集在一起,与彼此作伴。我们会去市中心打量商店橱窗里的服装,然后有些人便会闯入店内偷走衣服,还有些人则会偷钱去买衣服。那一连串行为不过是为了像别人那样过个体面的复活节。我们并非因为喜欢偷而去偷,而是想要获得其他人都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像其他人一样透过合法的途径获得这些东西。

你是否料到自己最后会被判以长期徒刑?

我们以前会坐下来谈论这个问题,有些人觉得我们无法活过三十岁。身边的人不是被警察射杀,就是坐牢去了。我们听到某个人被抓后便会打听:“他被判几年?”“十五到三十年吧。”等到这个人出狱时再相逢,我们都长大了。十五年甚至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到了青少年时期,则会觉得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被关起来,出来还能重操旧业。有些人将他们的成长过程视为不断向上进步的阶梯:先在药局打工,同时取得高中学历,接着去为别人打工,然后跳槽换一个老板,就这么一路往上爬。在我长大的社区,大家都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唯一能够提升的只有犯罪的等级:从盗窃变成抢劫,再演变成贩卖毒品。大家先是进入教育未成年人的机构,接着转到管理青少年的机构,最终被关进成人监狱。这些就是所谓“被国家养大的人”,因为他们终其一生都待在国家建立的机构里。

「希望是一个过程、一种锻炼,经由此过程可以实现预想和追求的目标。希望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是何时觉醒的?

我的性格向来叛逆。每次入狱,我总是告诉那些未曾入狱的人:“事情本不应该如此。”然而,我直到这一次才真正有所长进,因为我如今接触到了监狱以外更辽阔的世界。我逐渐了解到监狱和我的社群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总是会想,为什么每一次坐牢,牢里都是我认识的人?接着我领悟到,这说不过去 —— 如果我们是街头的弱势族群,在总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十五,那怎么可能成为监狱中人数最多的族群呢?这数字是怎么来的?你要知道,我们也一度以为黑人都是罪犯。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人成功脱离社群,逃离牢狱生涯,因此也没有值得模仿的好榜样。

不过,我在这一次入狱后开始认认真真地读书。我读得越多,就越了解个中的原因。另外,我还开始写作。我发现,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体系中就是消耗品,我们被当成了木材,为了维持火源而被扔进去燃烧。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意义不过如此。我原本还以为他们是专门针对我们呢!但这其实跟仇恨一点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黑人,我们社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当作木材拿去点燃。我也因此终于看透了整个种族问题,认清了究竟是谁想让我们成为社会的底层。

我还记得祖母跟我说过的一段话。有一天,我看到她在后院为枯萎的花朵流泪。那时已经十月了,只剩下一朵花还开着,一朵紫色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要哭?因为她向来都很快乐,我从来没见过她哭。她说,你看我的玫瑰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说,这里没有玫瑰,所有玫瑰都凋谢了!她说,你看清楚一点!睁大眼睛看!于是我仔细打量,终于找到那朵紫色的小小玫瑰。其他的玫瑰都是红色的,而且快死了。下雪的季节即将来临,而这朵小花才正要绽放。她说,这一朵晚开的玫瑰就是你,大器晚成就是你的人生写照。在所有的子孙之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我担心他们最终会杀了你。她说,不过你看到那一朵玫瑰了吗?它等到其他玫瑰凋谢之后才开始绽放。你的人生也是如此,要等到晚年才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你会吃尽苦头,但千万不要放弃希望。记得我这一句话:年岁越长,你越有机会绽放。

当你想到自己被关了这么多年,是否会感到愤怒?

长年监禁的生活毁了我,他妈的彻底毁了我,但我是在出狱之后才理解到这一点的。这段经历远比我想象的更加糟糕,即使我想跟他人解释,也无法完全说清楚。

你一直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获释吗?

我曾经一度失去了希望。直到 Muller 牧师来拜访我 —— 当时我被转移到克林顿(Clinton)监狱,他千里迢迢来探监。他说,我读了你的信,你写的全都是胡扯!绝对不要认为自己永远无法离开。绝、对、不、能!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出狱。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有办法离开,就会停止努力。吊诡的是,以前我有时会想,如果有天他们真的放我回家,我就完蛋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无法再跟亲朋好友一起生活了。我改变太多,因此无法回家再跟他们来往。我跟别人说我不想回去。他们问我什么,说你不想回到家人和好友身边吗?我说,不想。他们说,为什么不想?我说,我宁可跟其他犯人一起去中途之家。那些犯人了解我,而我的社群不会明白我的遭遇。他们无法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那可是他妈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恶梦啊。

对一个必须在那种情况下生存的人而言,经年累月以后,惩罚便不再像是惩罚,而是成了别的某种东西,自己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我想要说的是:长期吃牢饭的人都知道,时间一久,惩罚就会变成自己能够忍受的东西,我们甚至会喜欢上受到惩罚的感觉。监狱生活对人造成的影响不会一下子显现出来,通常要过好一段时间才会察觉到自己发生的变化。

在狱中,有时我会在半夜醒来,陷入最恐怖的自我折磨。我会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活着离开,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余生。这代表了什么呢?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实生气,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跳脱这些思绪,首先我得设法让周遭的一切焕然一新。我从床铺开始下手,我决定换一张床睡。于是我把床垫铺在地上,这样就够了。我想为了自己而睡在地上。我想要体验睡在地上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睡在原来那张床上的感觉!如果我继续那样睡,就会感到无聊。对任何事一旦产生厌倦,就要换个作法。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感受方式,新的做人方式。

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跟人说过的方法,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应该会觉得我疯了,然而那却是唯一能让我保有理智的方法。每一天我醒来,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牢房的栏杆。每一天每一根栏杆都在相同的位置,但在我眼中它们不一定要长得一模一样。我会寻找栏杆之间的差异。它们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会寻找任何细微的不同之处。我透过寻找新的事物让每一天的处境都变得不一样。

当我遭到关禁闭的处罚时,我会想象,如果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或者有人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举措,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然后便会想到大家可以为我做的各种事情。他们其实不会因为那些事情损失哪怕一毛钱,却从未伸出过援手,而我却因此被困在这里受尽折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从不计较钱财,尽力帮助他人。只要看到有人在地铁上乞讨,我就会给钱。我喜欢看到大家快乐的脸庞,那是我在狱中梦寐以求却无法获得的快乐。

「一个人必须要有信念,才能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

对于监狱系统,你有什么想说却还没有说过的看法吗?你现在希望人们关注哪些方面?

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当我们谈到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时,很难确定该怎么做。在疫情爆发之前,被判以二十五年监禁乃至三十年监禁的人,至少有机会在刑期服满后出狱,但如今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如果无法消灭病毒,他们可能这辈子都出不去。比方说,我的牢房在这里(他用手指着自己],另一个人的牢房在那里(用手指向房间的另一端],他与我之间隔了三十个牢房。我要如何阻止病毒从他那里过来?这也不是他要负责解决的问题。如此一来,我的处境跟一个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人一样,原本有限的刑期失去了意义。疫情改变了一切。

然而,就那些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犯人来说,新冠病毒对他们就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早从踏入监狱那一刻起,他们便随时都遭到名为“死亡”的病毒威胁。目前大家都说要把囚犯救出监狱,不能让他们感染病毒,但这其中并不包括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犯人。我想要帮助这些人。

你要怎么帮助他们?

我试图为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犯人规划一套生活历程。拥有奋斗的目标对一个人的生存意志至关重要。监狱系统没有为这些人提供任何可以期待的事物,而一个人必须要有信念,才能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

目前所谓的“无期徒刑”等同于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 这意味着永远也出不去了。这种重刑把受刑人变成对未来毫无希望的行尸走肉,而我要挑战的正是这种错误的信念。

因为我知道,被判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并不代表受刑人面临的就是永无止尽的禁锢生活。光是在纽约州,就有至少三种获释的途径:对判决进行司法上诉、支持有机会修改判决的司法改革,以及争取行政宽赦。这些途径意味着囚犯并非处于希望及自由完全被剥夺的状态。获释的途径代表着重获自由的可能,并且带来希望,让囚犯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认真不懈地为了自由而奋斗。

人们常常以为“希望”指的是某种愿望,近似于“我希望我能拥有某个东西”的意思。但是,希望不仅仅是“愿望”或“渴望”,我们得在脑海中刻画出它的模样,并且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会成真,即使要花上五年、十年的时间去获得也在所不惜。希望必须像是这样:我希望能够离开监狱,而且我相信我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是获得自由。

在监狱的环境中,“希望”意味着与囚犯的生存处境相应而生的劳动意义。“希望”是策划与行动,而不再只是一个概念或想法。希望是一个过程、一种锻炼,经由此过程可以实现预想和追求的目标。希望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有的无期徒刑犯人都必须奉献自己的生命来为自由奋斗。什么是奋斗?我的定义是,把克服并战胜一个对立力量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那些把我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我要奋力对抗的人。我不仅要为自己而战,也将为所有与我同一阵线的人而战,为我们所有人的自由而战,进而使个人的奋斗变成众人的运动。

Sophia Giovannitti 是一名作家、艺术家,现居纽约。

  • 文字: Sophia Giovannitti
  • 摄影: Naima Green
  • 翻译: Pin-I Chu
  • 日期: 20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