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 Hsu：留白爱好者

写作是一种直观表达所思所感的方式 —— 要将其转化为语言相当困难。我每次写文章都觉得：“可以写得再明白一些。”

我爸爸这会儿肯定在手机上阅读。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大成人，父母又都是第一代移民，我其实不知道他们会读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没有把他们看作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英语十分流利，也会阅读英文书籍，但读得最多的还是中文的内容。我们在台湾时 —— 我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们经常回去 —— 一直去书店。由于我不会中文，所以会问他们：“你们在读什么？”他们的答案往往出乎我的意料，有时候读的是世界经济理论，有时候则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一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写的‘台北不容错过的 50 家餐馆’。”

我小时候总觉得听音乐有点傻，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音乐。他们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来美国念研究生的，搬来以前，在二战后的台湾长大的他们，早已熟谙美国文化。我爸爸来了以后便加入哥伦比亚乐迷会，一美分就能买到一打黑胶唱片。尽管他们知道音乐在生活里不可或缺，但却从来无法真正道出个中缘由 —— 听起来挺奇怪的，其实不然，我想，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我则是批评家兼历史学家，我需要具备尽可能精确地讲清楚我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某样东西的能力。我至今忘不了，当年我父亲一边辅导我几何学 —— 我特别不擅长这门课 —— 一边用摇滚乐队枪与玫瑰的单曲制作集锦盒带，这个场景即便现在想来也挺不寻常的。他当时经常去亚洲出差，会去韩国或台湾购买盗版卡带。他会准备各种集锦盒带，供我们在公路旅行时收听。他住在台湾的那段时间，每次回美国时，都会一整晚一整晚地录下 MTV 的节目，从午夜直到早晨八点，用盒式录像带录下整整八个小时的音乐录影带。他回到台湾以后，会用两台录像机编辑制作出一盘录有他最爱曲目的录像带。每隔几个月，他便会通过这些时长八小时的录像带饱览当时最流行的音乐。

我正在撰写的作品的时间点比我之前写的内容都更久远，不管是就专业写作还是准专业写作而言，都是如此。写的是大学时才真正形成的友情，以及这些情谊是如何惨淡收场的。在二十一世纪初，第一人称的写作市场还尚未真正出现。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讲述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当时的文化是否能帮助我们度过当下的岁月，但我认为，要想象出一种不同的生活极其困难 —— 一种不同的宿命感。对我来说，这跟描述自己说服某人通过互联网发送东西给你，但对方到头来却通过邮政系统寄了过来是一回事。你拨号上网，浏览留言板，看到住在国内另一边的一位大学生有一张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唱片。你寄去两盒卡带 —— 一盒作为辛苦费 —— 然后他们会用卡带翻录唱片上的音乐，寄还给我。
不管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六十年代，还是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没法再次体验过去的生活细节。可是，思考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期望，这还是很有用的，而且也能帮助我们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未来。

我所有的作品都着眼于未来，关注那些不像我们一样肩负重担的艺术家们是如何想象未来的。就算大家觉得：“这不过是块画布，那不过是支画笔，画出来总归差不多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和预见能力是有限的。过去的人们对于将来猜对了哪些、猜错了哪些，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感兴趣。我最开始接触到《阿咿——！》这本书时，别人灌输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家伙都是厌恶女性的白痴。”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确实贯穿着显而易见的厌女元素，然而，他们也有很大的自我局限 —— 他们是自己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亚裔作家，这样一小群亚裔作家，认识的人只有彼此。能指望他们预见到什么呢？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希望找到出路的家伙。在我看来，这其中存在着某种乌托邦式的色彩。

我曾经听到过有人把洛杉矶嘻哈乐团 Odd Future 和纽约嘻哈乐团 Beastie Boys 放在一起，把他们创立之初的无知，以及从最初到现在的成长放在一起作比较。我感觉，当下的政治讨论极其关注个人与主体：其中包括个人的情感倾向、情绪反应及立场。关于如何越界的范例似乎都是构建在个人态度层面上的。包括 Tyler、Young Thug、Lil Nas X、Megan 以及 Cardi 在内的众多说唱歌手都是如此。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我就是要为所欲为”的社会风潮。谁也不知道长此以往会有什么新的事物应运而生，但这和结构层面的风潮还是有所不同。

新的文化现象此起彼伏，围绕文化发展出来的产业也瞬息万变。我喜欢教书是因为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会对我发起挑战。不管是写作还是教书，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相信这群年轻人将来能够找到解决很多问题的办法。

在过去的资本主义年代里，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界限在哪里，也更容易指出不足之处 —— 因为这些不足之处具有明显的剥削性质。我读了很多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独立杂志文化的书籍，现在想来，这些独立杂志将如何融入文化之中，又会以何种方式被重新推销给年轻人，其过程一目了然。让人禁不住好奇，是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特点。

你得先跟他解释电影制作公司 A24 的底细。我其实说不准，因为以他的政治立场来看，他喜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表达反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嫉妒，也许会说：“我其实也能去演这样的电影。”我想，他会感觉有点出乎意料，我们熟知的这些宏大的价值观，原来可以细化为电影里的诸位人物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做出的不同选择。

有件事我挺钦佩他的，我每次发现他的初版作品，上面永远都有他的签名。原来，他会差遣别人去买来给他签字，他还会走进餐馆对人说：“请买一本我的书。”在他眼中，文化的运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迫使人们面对这些思想或人物作为基础的。所以说，他可能希望看到一个比这种人人都相亲相爱、天下一切太平的家庭伦理剧更戏剧化的故事。

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世界众多面貌中的一种。不过，我在参与策展工作以后才意识到，这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独特。我们在 MOCA 策展时，我本能地以作家的角度在尝试，比如想要提及这个或者那个。但 MOCA 的两位策展人 Herb 及 Andrew 却说：“不，我们说了算。策展是我们的本行，不需要面面俱到都表现出来。如果你不经筛选加以呈现，那就塞得太满满当当，让人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看起了。你只需要挑选你希望展现的内容，这些都将会成为展览真正的模样。”这种思路让我醍醐灌顶。因为作为作家，我总是等着别人指出我遗漏了什么。

我非常同情那些管理档案以及在那里工作的人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更看重极简主义，认为应该摆脱不必要的东西，这其中自有充分的理由 —— 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生态灾难，纯粹为了占有而创造新事物显得毫无意义。但我一直沉迷于自己生活中繁杂的那些东西，乃至我父母以及我祖父母生活中的繁杂之物。

小时候，我一直着迷于父母拥有的各种东西，我们住在郊区的一栋两层楼房里，但每次搬家，他们都会扔掉一部分从台湾带来的东西。我们的车库里有个书架，书架上放着美国思想家 Alvin Toffler 的《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本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书，还有一些我母亲收集的有关奴隶制度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激进言论小册子。保留下来的东西特别随机，而且确实都留存了很久。尽管我的父母说不出特意留下这些物品的理由，我却能从中看出他们特别珍惜某些事物。比如我母亲移民美国时随身背的包 —— 直到现在，我依然偶尔会用，还有我祖母戴过的项链，这都是些人们能在二手商店找到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毫无价值，但在他们眼中却具有莫大的意义。还有一些东西在他们眼中并没有特殊价值，于是我便承担起了发掘其中价值的责任。MOCA 的展品大部分是这一类东西，是 Jack Chen 和 Charlie Lai 在搜寻垃圾时会发现的东西，真是有点感伤。不过，策划展品的美妙之处在于能够借用他人之物重新构建出往日的氛围。

被你这么一说，显得特别不可思议。

这其中一部分是上一代人的原因，第一代移民只想要凑合着活到第二天。之后，人们一旦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定，他们的下一代就有精力去珍惜周遭的事物，并对之作一番思考。写作这本书让我越发想要去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种种昙花一现的珍奇事物。这满足了我的收集欲，但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得以对那些为了写这本书而久久不愿放手的事情不再那么执着。

过去二十一年间，我一直怀揣着装有这些事物的沉甸甸的信封，如今终于可以放手了。

信件、收据、好几包上了年头的香烟、机票。这些东西都跟这一刻有关。

也许跟实际写下来差不多。不过，我写作这本书的成果之一，就是听了播放列表里的这些自从 1998 年起便不再收听的歌曲。我的朋友被杀以后，我便不再听任何音乐，直到开始写这本书为止。我像是重启了自己的个性，开始听各种新的音乐，我有一些好久没听过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英国独立流行音乐。即便现在听来，往事也依然清晰如昨。

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曾向所有人都开放这样的公共资源，当人们来到图书馆时，不免会心生敬畏。当然，现在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游客，因为在这里拍的照片很适合发到 Instagram 上。我其实很欣赏这一点；我们置身于小小的中心，专注于自己的项目，但一旦走出房间去外面上厕所，就没有人在意我是做什么的了。这对我来说是种提醒：不要把这个太当回事。所有这些身处在我工作场所里的人们完全不关心我的项目，他们只希望我能帮他们找到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