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无定法 ——
数据记者
Mona Chalabi
质疑
确定性

我记得自己挺早的时候就发现了性是怎么回事。我会跟其他小孩说，“让我来告诉你……”那确实还挺让你成为操场上的焦点的。

是也不是。我妹妹最近找到了一些我很小的时候画的东西，她说，这看起来跟你现在的工作一模一样。

我总是先选择话题，然后再选择媒介。角色和对话题的情感连接非常重要。颜色，以及在美学上让人感到愉悦的东西也很重要。一个好的图表是能让你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位置的——并不总是如此，但有时候是这样。好的图表对自己的局限性是很诚实的。它会展示出不确定性，人的偏见，而且看上去美观。或许好的图表意味着，在告知真相的同时，诚实地告诉读者你所能告知的是哪些真相。

我认为种族和民族是主要的主题，很显然，而且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发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变化。如今作为一名阿拉伯人是挺奇怪的。总得来说，我是不被包括在统计数据中的。性别，也是很显然的主题。我是被一个超级女权主义的母亲养大的。她作为妇科医生的全部工作，就是关于女性健康。贫富差异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正义方面的。忌讳的话题，例如屎尿和性。但这跟被两个对体液非常感兴趣的医生抚养长大也有关系。

我觉得人们听到或是读到我所做过的一些事，比如在我为我的播客《奇怪的小鸟》（Strange Bird）采访我母亲关于她一次流产的经历时，会觉得我俩非常亲密。但我们其实有过一段非常非常不融洽的关系。在制作《阴道报告》的时候，我手边已经有一位可以直接访谈的妇科医生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就拎起电话，用一种我不常能有的方式跟她说话。我们很多人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跟亲戚对话：我们在寻找能聊得来的话题。当你说“我不仅只是在报道这件事，我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时候，你的故事会强烈很多。但这么做你也会做出很大的牺牲。我跟我母亲谈论我的工作，因为我爱她，而工作是一种我们可以共享的语言。

闲聊几乎给了我们一种许可。有几次，我会比较犹豫地问一些我觉得可能会导致不愉快的问题，而她则会犹豫地回答然后停止。但如果不是因为闲聊打下的基础，即便是那样微小的交流也是不会发生的。随意谈论任何事是走向互相理解的第一步。

同病相怜和感到特别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拥有一种让你感到真切而痛楚的经验，而且仅仅因为有些事是普遍发生的……意识到有一百万其他人正在经历你所在经历的，正是数据新闻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当我更年轻些的时候，我经历过一些事，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怀疑我是否有权利感到悲伤。数字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宽慰，但通常并非如此。

数据和占星术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平行关系。人们如今对两者都非常渴求。很多对数据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贬低占星术，反之亦然。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将世界过分简单化的结果，人们从中寻找宽慰，但这样可能会带来危害。我很担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告诉你这些事实，我如何让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糟糕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碰占星。我不想要让别人来告诉我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还有很多人两者都喜欢！这个世界不至于有很大的区隔。

我刚想说一样的话：人们想要被理解。我觉得那一点都没错。而且还有一种感觉是，你的声音还不够有力。现在你可以拿着一份能够言辞凿凿的证据说，“我是天蝎座。”

杜波依斯对我启发很大。他的作品在1900年发表，他试图通过向人们展示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来改变世界。因为太多的数据收集都是在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做出假设，而常常这种假设又强化了世界的存在方式。真正好的数据视觉化并不只是展示结果，而是会展示谁能从这些系统中获利，而谁又在失去。杜波依斯的作品将系统暴露了出来，而那是非常难做到的。很难仅仅通过文字或视觉图形来做出有说服力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系统如此邪恶的原因。它们通过隐形的方式来获利。我认为今天的很多数据新闻记者们都在制作非常棒的作品，而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展示了经济系统是如何以几乎神一般的方式运作的。你无法看到上帝是如何工作的，你也无法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对吗？它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倒不是因为我真的相信上帝。

我想要告知人们信息，这样他们就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最佳决定。作为女性和有色人种，我们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怀疑。在某人失去兴趣之前，交流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会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而当数据展示那个问题真实存在的时候，那是非常让人心安的。倒是预测未来我觉得比较吓人。

非常，非常，非常负面。我认为用来预测未来的数据存在潜在的危险，而当它被用来预测一个民主社会的未来，或影响公平的选举结果时，在我看来，那真的非常非常让人担忧。我们将信息公之于世的方式会对人们产生影响。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很谦逊的，作为记者，当我们说数据预测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时，事实上那是不负责任的。人们通过民意统计和预测之类的新闻所做出的权衡判断，会进入到公众意识中去。

对数据和民意调查保持质疑是没有问题的，但人们对于数学和数字有一种恐惧心理。质疑是好的，但恐惧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有时候即便预测看起来糟糕，可能它们却会带来某种反向的慰藉；可能会让我准备好面对最坏结果的打算。比如说即使当你在考虑是不是要和伴侣分手的时候，你也在做着衡量自己是不是会遇见更好的人的评估。不幸的是，对于这种事我没法给你提供可能性概率。

这就真的又回到被理解的概念上了。人们几乎想要得到一份邀请。在做了《阴道报告》之后，很多我认识的女性都开始跟我诉说自己经历过的非常脆弱的事，因为她们相信，因为我的作品，我不会认为那些事很奇怪或疯狂或恶心。而我可以很老实地说我真的没那么觉得。要让我觉得恶心还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