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走到这步境地的？
DIS 与 Christopher Glazek 对谈“奥巴马巴洛克”、危机重重、科技发展

我在想，在特朗普的执政下，我们是不是正在见证着某种“历史发展阻塞”。特朗普就像个大漩涡，吸走了我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文化在这“一个”故事、这“一个”人身上的专注程度简直超乎寻常；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人们没有在关注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和那些痴迷于加密货币交易的人非常相似：艺术圈子里有一部分群体基本上在业界的活动中消失了，他们每天忙着交易加密货币，甚至有很多人干脆淡出了艺术圈。我很好奇他们对加密货币和特朗普失去兴趣之后会做些什么。

我一直在等待“特朗普时刻”给时尚、电影和音乐领域带来影响，我感觉目前还依然在等待中。也许是因为 Hito Steyerl 所提到的历史停滞 —— 在危机时期，很多事物都停止了发展。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主义的诞生存在着一场浩大的学术辩论：曾经，人们认为现代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萌芽的；但学术界现在的共识则认为，现代主义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交替之际就已经在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打断并且延缓了它的进程。

我看到的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康泰纳仕传媒帝国找到理想的工作，那就必须要成立自己的公司，对吧？

是啊，穿西装意味着你的生意需要经常和客户见面打交道，但是现在已经没人想让自己看起来是为客户效力的了。穿得休闲说明你在为自己工作，自给自足。而穿西装则几乎变成了一种低层阶级的打扮，就好像在说“你难道是门卫吗？”

没在。我大学毕业后离开了美国一阵子，当时我去了英国的剑桥。不过雷曼兄弟的破产不是首例，一切实际上在 2007 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其实在英国表现得更明显。

2008 年的时候，我非常关注总统选举。就我自己而言，青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也最具创伤性的历史事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佛罗里达的重新计票和伊拉克战争。2008 年，我对经济的思考和更多的关注点可能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对 2008 年的总统选举会有些什么影响。我当时急切地想让共和党下台，以为可能经济跳水会对奥巴马当选有好处，因而也会对世界有好处。但我想错了。

很显然，经济危机可谓是奥巴马架在脖子上的一把刀；很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在他当选之后就缴械投降了。当然，他自己也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尤其是没能成功利用联邦政府来帮助房屋所有者们解决重新调整房贷负债的问题。事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对经济复苏的刺激不够有力，健康保险法案中没有公共医疗的部分等等。不过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没有为房屋所有者提供保障依然是最严重的错误。我们最后除了保住银行之外，别的谁也没救；相反，导致金融业的权势变得更大，同时创造了很多让他们可以利用和享受廉价资本的机会。

只要租金便宜，租房倒没什么不好！说实话，如果针对文化产业中的一些现象，比如千禧一代所面临的经济不稳定性问题，我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经济危机也许加剧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趋势，但在我看来，在艺术行业工作的千禧一代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学生贷款和市中心房租价格的飞涨，而这些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都只是间接的。

以前人们贷款是为了买房，但现在他们贷款却是为了买一个学位。问题是，关于学位贷款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少之又少。学位是一个很难估值的东西；不像房地产，学位不是增值资产。如果你买了套房，有一天你是可以把它卖掉的；但是你却不能卖你的学位，你甚至可能连这个学位理论上应赋予你的专业劳动技能都卖不出。当然，取消学生债务的政策也真是复杂得可笑；相比之下，房屋贷款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被很轻松地解除，基本上你可以不用承担什么后果就甩手走人。

首先，他们认为 UBI 是一匹让福利社会国家分崩离析的特洛伊木马。其次，有些人担心 UBI 会导致劳动效率低下，对劳工运动无益。而历史上，劳工运动是工人阶级唯一能够在社会中真正发挥权力的途径。如果 UBI 是为了瓦解福利国家，用一张金额不定的支票来取代人们的权利和权益，那么它可能会让精英权贵阶层对社会的掌握比现在更多。

在这一点上，左派的批判和右派是吻合的：UBI 损害劳动的尊严，以至于威胁到社会凝聚力。这种看法认为：劳动就是我们的当代信仰，如果没有工作来构建我们的生活和身份认同，社会也就即将瓦解。但对这一观点的辩驳在于：既然硅谷已经让大部分工作都失去了价值，并且已经导致了某种形式的不平等，那么 UBI 就是这个大多数工作都已经失去了价值的世界的自然结果。

没错，会有关于我们可能会走向何方的忧虑。批判意见认为，UBI 是给离婚、嗑药和沉迷电玩的放行执照。另外，UBI 是否会引发种族战争？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半失业状态的人们，每天花大量时间在网上煽动种族仇恨了，如果这批人每个月还能领到政府的支票，那会不会让他们把引发种族仇恨当成一份更投入的全职工作来做呢？

当我开始研究 UBI 的时候，发现许多对于 UBI 的批评和对特鲁瓦达药、以及以前对避孕问题的批判都很相似，这真的让我很惊讶。人们对它们有类似的疑虑，尤其是对特鲁瓦达药，认为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科学技术，但实际上却是超级富豪们孵化出来的镇压我们的计谋。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完全没有理解到要义。

关于 UBI，我最喜欢的引言是 Sam Altman 说的，他是硅谷里最著名的 UBI 倡导者。在回应 UBI 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时，Sam 说：“没错，也许 90% 的人会去抽大麻、玩电游，但如果 10% 的人能够创造出惊人的新产品、新服务，新财富，那这个净盈利还是非常可观的。”很明显，这说明对于像他这样崇尚企业精神，将其看作是人类价值最大体现的硅谷人来说，绝大多数在参与劳动的人做的基本上都是“无用功”，都是在干些“毫无意义的工作”。

每一个开始创立自己杂志的人在做的，基本上和那些用 Instagram 发布内容的人做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社交媒体在大概 4、5 年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们的话题中心的时候，我对它有助于解决“奥斯卡·王尔德”式困境（Oscar Wilde dilemma）的可能性是抱有很大期待的。也就是说“平等主义很无聊，贵族主义才有趣”—— 这是王尔德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一书里的主要论点。王尔德认为难题不仅在于如何重新分配财富，更在于如何在不把文化同质化的情况下，把贵族的感性民主化。这一观点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和酷儿的展示癖有联系。社交网络看来貌似很有前途，是因为它让每个人都能表现得像个明星一样，就好像我们都有自己的《比佛利娇妻》（Real Housewives）摄影剧组一样。但我猜这其中的风险是，在这个网络 2.0 的新世界里 ——“社交媒体下人的灵魂”，人们会更愿意选择装模作样的贵族而不是真正的富人贵族。社交网络崇尚魅力和过度分享，惩罚温和顺从。以前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交易，但现在在特朗普政权下，我们却生活在这个交易的噩梦版本里 —— 一个真正的推特独裁世界。这是一个“歼灭”克里斯丁·福特（Dr. Christine Ford）教授一样的人，而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这样充满攻击性的滑稽小丑欢呼的世界。

在全民都有基本收入保障的世界里，我们会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做自己的爆红小视频吗？还是说，不管有没有国家的公共支持，我们都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了？至少有了 UBI 之后，我们大概不会每天工作 10 小时回到家后，再多花 4 小时在网上发布有关我们生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