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和祖父母一同搭乘火车进行长途旅行。为了打发车上的时间，我从火车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看着窗外不断掠过的风景：老旧的村庄、新兴的工业城镇、树林和草原，一排排农作物如同乐高积木般整齐堆放在田野上，远处的山脉与我们并行。
我想象曾经那些伟大的英雄，比如迦太基城的汉尼拔或者汉武帝，如果他们也在这趟火车上而我需要担任他们的导游，那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这样介绍：“是的，这条铁龙比一百头大象还要强大。不，它不知道如何打仗。你只要拧一下这里，水就会从管道中流出，看到了吗？你们之前体验过这么快的移动速度吗？”
我想象着他们诧异震惊的表情和神色。尽管他们坐拥丰功伟绩，他们是否能够接受这台机器与眼前的现实场景？他们是否会相信，在他们的荣耀消失了几千年后，人类几天的行程能比他们一生所走的路程要更远？

我对未来的想象都是从《星际迷航》中来的。我认为电影中的 Spock 和 Data 承载着人们对模范亚裔美国人，尤其是第二代美籍韩裔的想象，而他们是这种刻板想象的悲剧体现，所以我觉得自己被大众看到了。

我非常不喜欢现实比虚构的小说更离奇的说法。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现实与虚构。如果电影中经常看到的场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定会疯掉。如今，科幻小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饱和的世界中，小说如果不关注技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便显得与现实脱节。科幻小说与预测将来或未来趋势无关；它是思考变革的必然性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必然的一种方式。

也许有些作家真的以为他们书写故事是在预测未来；但我从不这么觉得。我甚至不认为，我在书写“可能出现的未来”—— 我故事中描写的很多未来场景都不可能发生在未来，而且我有意创造出这种不可能性。我认为推想小说的作用就和技术本身一样：它放大了人类下意识的偏好，也放大了既有现实的各个方面。
技术是力量的放大器 —— 它给了那些谋求进一步压制他者的人们以操纵力，也为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反抗工具。推想小说的另一个作用则像是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镜头。它放大了社会学动向、推演着技术发展并设想着由此衍生的新冲突，因此通过推想小说这幅对现实的讽刺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总是基于我们对当前的（也许是有缺陷的）认识理解，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所处的当下时刻，更明晰自我本性。

作家 Omar El Akkad 在一段采访中说到：“我对我小说中呈现的本质构想是否会发生这一问题并不感兴趣，我所倾向的事实是，世界上已有很多人产生了我小说中描写的想法和观点。我认为我写的并不是反乌托邦，而更像是错位。”我喜欢“错位小说”的提法，它动摇了当下时刻，让你可以去仔细观察其中的组成细节。
控制论文化研究组织（Cybernetic Cultures Research Unit）创造了“hyperstition”（超信）一词，用来描述这样的过程：虚构元素通过将自己书写进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方式，将自己现实化。正如 Ballard 所说，小说不能准确预测或影响现实，而是通过参与现实来创造现实。
资本主义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超信”：其金融系统建立于对未来的预测的基础上，它为了证明自身合理性而声明其意义或阐释其价值。我们的经济前景完全建立在虚构元素与超信循环的互动关系之上，凭借预测自己的未来价值来证明自身合理性。
另一方面，随着超信循环越来越缩紧、越来越闭合，当中的虚构元素也越来越快地成为现实。在此情况下，作家必须要警惕小说中的观点被人盗用或利用。例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他们通过制作虚构项目来批评企业的价值体系，但之后他们的想法被营利性公司窃取（或购买），这些公司将艺术家的想法视为真诚的建议，或者将他们的批评纳入自身的盈利范畴。

真人秀节目曾炙手可热，一度被认为是超越（至少暂时地）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的艺术形式，观众将之视作无外在干预的纪实节目，但其实，所有真人秀都经过了精心的剧本设计和剪辑。在此前，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这些古怪的形式曾饱受推崇。但如今，真人秀明星就像是世界上最强大军队（及其核储备）的最高统帅，备受大家的拥戴；在这一的环境下，推想作家提出的讽刺批判的确很难有信服力。我们也许只有在军队的船舰沉没之时，才能勾绘出批判现实的思想草图；或者，人们无法想象的新时期即将到来，而现在正是转折点。这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无论如何，推想小说总是用未来的思想来评价现在。因此，当下的艺术（一如既往地）必须参与到此刻现实中。如果未来现实正如所料，推想小说则履行了描述隐藏之物、命名未知或不可名状之物的功能，并让我们在当下世界被改变或被毁灭时认识其本质。

当一项完全成熟的发明带来了发明者始料未及的结果时，我们时常感到惊讶。事实证明，互联网不只是为我们提供巨大的信息量的绝佳媒介（这点正契合互联网的发明初期时的设想），同时也是恶意挑衅、激进主义和霸凌的土壤，滋生了仇恨运动，导致了网络监控及来自政府、企业实体和犯罪团体的各种压迫管控。然而，这种令人“惊讶”的结果的出现是技术史的规则而非例外。人性总会将每项创新 —— 如计算机、塑料、民主制度、火箭引擎和基因工程 —— 变为既美好又令人恐惧的东西。
我们对创新发明的结果总会感到惊讶，其根源在于我们的叙事谬误。我认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进化出讲故事的行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从随机宇宙中寻找模式和套路，并据此来归因推果、总结发展规律、预测未来事态并从已然存在之事物中推定必然之结论。然而，现实并非照本宣科；历史没有必然的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从已知的事物中推导并出必然结果及其会如何发展。我们不能总是讲述那些鼓舞人心、善良必战胜邪恶的故事，也不能总是告诉自己世界的未来必以我们喜欢的方式发展。
推想小说往往会通过突破性的创新或变革唤起人们对未来出乎意料的想象；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巨大的变革几乎总是微小的变化不断积累之结果。不要忽略这些微小的变化；要了解并要努力适应它们。但是，面对那些描述未来一片光明或注定厄运的故事，也不要沉迷当中。我们创造着自己的未来。

在实际产品驱动的市场文化中，“创新”成为被滥用最多的词语之一。创新在“追求利益”的内涵与动机中变了味，它可能只是意味着发明，并让人觉得它是一件急迫并需要持续进行的事情。那么，如果发明脱离了利益动机，会发生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永久性认知失调的状态中：一方面，互联网触手可及，无人机轻而易举地送来厚底披萨，为我们营造出技术乌托邦；而另一方面，疏离感、焦虑感、独裁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预警日渐严重。近来，我们政治体系中的两极对抗也在社交媒体中上演，分裂的论争愈演愈烈，而我认为，这一局面也许不是虚假新闻和宣传造成的，而是对深陷危机的自我的真实折射 —— 一半天使、一半恶魔。愿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得以从自我的危机中脱身。

我经常说科幻小说是后工业革命时代叙述故事的形式，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创新的传播如此缓慢，以至于人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见证一项新发明对世界的改变。科幻小说是对现代背景下，创新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种回应。
技术是创造文化的事物之一。尽管有一些艺术形式不需要依靠任何技术，比如唱歌和跳舞。但其他大多数的艺术媒介则建立在物质技术的基础上。新技术总会为艺术创造出新的机遇，从而创造文化。

我喜欢 Octavia Butler 于 1988 年在她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系列宣言：“我将会成为一位畅销书作家……我的每本书都会名列《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WPT 等等畅销书榜单上。”毫无疑问，她构建并展现了自己的超信循环！她是证明这一循环的杰出典范 —— 她在渴求权力与力量的过程中，将自身书写进去并断言未来，从而获得了渴望的权力与力量。从广义上讲，一切批判皆可能为人利用，所以我很难坚持传统的艺术史观点，即艺术批评是一种反抗方式。对于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加灵活的反抗形式。撰写反现实的错位作品可以成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因为新颖出奇的故事为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的逼仄现实中，开拓出一块新的空间。这些作品可以延伸我们的政治想象，可以通过削弱故事权力的本身，来应对现实中的强权。

处于重视财富集聚超过重视人权的经济体系中，做一些被视作无用、无价值和只会让人变贫穷的事情 —— 比如，写创新性小说 —— 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反抗的方式。然而，这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科幻小说有一个典型模式，那应该是这样：在人们熟悉的世界环境中，一项新的发明或发现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然后这个世界被永久地改变了。这一故事模式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正义对抗邪恶”的故事，因为在传统故事中，战胜邪恶意味着世界恢复了正常。从广义上讲，好人战胜坏人的故事是关于维持现状，而科幻小说则是关于颠覆现状。这使科幻小说常常隐含政治寓意，因为它们与变革相关。
去年，我读到了批评家 Mark Fisher 的一句话，他写道：“自由解放的主张必须不断去遏止‘自然法则’的出现，必须揭示所展现出的必然与惯常其实仅是偶然，正如其必须将曾经认为无法实现的事情带入现实。”这正是科幻小说之目的。

之前，我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实并不遵循特定的剧本而发展。现在我要提出一种看似矛盾但实则不的观点 —— 未来永远是故事叙述的结果。
我的意思是：人类通过故事认识世界，所以他们身上的普遍特性使我们忽视了他们的重要性。个体、家庭、城市、职业、公司、国家……这些元素赋予了个体与众不同的身份，并组成了我所称的本质叙事 —— 即“关于他们是谁的设想”；进而，人类可以通过这一本质叙事于普遍存在中构建他们的个体意义。
这类本质叙事及其元素可以被人忽视、被认作无关紧要的，但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则至关重要。例如，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不仅依赖于良好的机构和法律的有效执行，同时还依赖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在美国，如今争论最多的议题正是谁属于“我们的民族”；谁可以讲述美国故事；应该如何叙述这种故事，才能将那些沉默的话语或被禁止的声音表达得面面俱到。这些有关民族灵魂的争论决定了我们所生活的未来。真正的美国宪法绝非一纸文书，而是我们所信仰的集体神话。
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偶然和巧合的结果，是时空结构中的随机波动。然而，我们并非通过随机性原则来理解生活。我们可以追溯过往、设想将来，构建自己生命蓝图和未来发展，这样我们的人生旅程才有意义。
因此，这就解释了我第一个观点与刚才所说的观点间的矛盾之处：未来并非是一个已被书写完成的故事，而是一个正在被叙述的故事。面对创新带来的奇迹及其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便利性，我们不能洋洋自满，但处于恶势力通过技术监控所营造的反乌托邦与绝望阴影中，我们也决不能屈服。未来的故事正在日复一日地被叙述、被创作着，我们即是作者。我们要讲我们所希望的故事。

在明辨因果关系、确定未来发展上，艺术的作用并非总是积极有效。正如 Hannah Arendt 所说，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艺术皆是法西斯。对于任何旨在解决某个问题或推动某种特定变化的艺术，我都保持警惕。艺术应当尽可能地抵制被有心者利用 —— 也许首要办法便是质疑人类主导的变革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
艺术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看似毫无意义的情势中，开创具有意义的全新联系形式。这种具有意义的新联系形式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发掘幽默点、建立同理心和创造主体间交流来达成。例如，阅读推想小说可以帮助我在人类范畴与行星或宇宙范畴之间、一生与永恒之间、我的个体经验与其他（人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经验之间建立联系。这有助于我从当下经济体系认可的价值之外找寻意义，并肯定那些被肆意视为无用或被人忽视的事物。

没有艺术的世界与充满艺术的世界会遵循相同的发展道路吗？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意味着艺术定会改变事物。艺术激发人们的灵感并影响人们所做的事情。特定的艺术作品可能很难与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划清界线，对于投票选举或抗议等事情也是如此，它们总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

青少年们一直在组织集会来试图解决各种问题，包括气候危机、枪支管制和移民。我不记得在我青少年时期的 80 年代中发生过这类事情，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政治激进主义如今再度盛行。

世界高度互相连接的后果之一就是真实维度感的丧失。世界各地最恐怖的活动的影像对我们的精神世界进行着狂轰乱炸，数千英里外的陌生人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扰乱着我们的意识；因此，我们由于无助而感到害怕，因为骇闻而手足无措。
解决的办法是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并找到做出具体改变的方式。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逐步筛选、限制并精简所收到的社交媒体信息，直到我们仅与真实的、所知的人进行互动，同时还需要志愿帮助和鼓励他人，主动服务于社区、从中获得积极能量并传播这种能量 —— 这些行为将有益于我们。每逢我有机会鼓励其他作家讲述自己想讲的故事，或传播我希望被更多人听到的声音，或发现世界上的一丝美好并为之喜悦的时候，我便从所生活的商品化、被监控视的社会及其泯灭人性的消极影响中，找回了一些自己的人之本性。
与此办法同样重要的是坚持创造事物。由于现代世界对商品化服务和商品的强烈需求，机器操作变得简单快捷，大多数工作也已经被简化为进行重复性任务、例行公事、处理无意义的琐碎事情。为了在我们当前这种生活中找寻到意义与目的，创造出承载着人类共有灵魂的美丽事物显得更加重要。坚持创造，便是希望的开端。

坚定的民众、他们组织活动和不放弃的决心给予我希望。如今，这些反抗可能已经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但抗议活动并未停止。尽管无人再讲述这些故事，但坚持为自己而战的决心与信念带给我超越新闻价值的东西，带给我希望。
可持续发展专家 Jem Bendell 于2018年撰写了一篇名为《Deep Adaptation》（深度适应）的论文。在文章中，他是这样解释适应力的 —— 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界的适应力，并非指的是在灾难后恢复至灾难前的状态的能力。适应力指的是，尽管一切都时迁事移，你仍能将自己最重视的东西保留下来的能力。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将会崩坏吗？”因为世界的崩坏在所难免，因此要问自己：“当世界崩坏之时，我们想要坚持、希望保留下来的是什么。”
我们的星球会安然无恙；生物多样性能继续保持；财富分化不会进一步扩大或者人类将会继续生存一千年……这些都不在我畅想和希望的未来图景之中。我不相信气候变化会停止，更别说会转好了。我所希望的，是纵使形势无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和人类的创造力仍在。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比我所设想的更匪夷所思了，所以这便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