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waun Sargent：缔造属于黑人的审美空间

那时我去了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Georgetown），这座城市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它让人觉得并不孤单，而且，我们需要对赖以生存的世界做出贡献。我毕业后，就想以某种方式投身公共事业。于是我搬到纽约，在城市东部的 Teach for America 当幼儿园老师。到现在为止，这都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也是最疯狂的事。Teach for America 自身有很多问题，当我还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时，我常常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表达意见，并持续发声。纽约东城区的收入水平比较低，而我也不是去那里当圣人的。当老师和我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发乎于爱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让事情的结果变得更容易让人承受。不论是为了出身贫寒、志向远大的有色人种小孩，还是为了那些认真创作却默默无闻的艺术家 —— 我认为自己一直有一种群体意识，我总是试着与其共生、以其为生，并将其付诸实践。

展出这些杂志有两个目的：首先，人们会以为摄影师使用的都是各自时代中最新的技术，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这个时代有社交媒体，而在过去，人们则通过杂志来传播影像。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让人们思考，摄影师 —— 其实还包括艺术家整个群体 —— 是如何在深思熟虑之后，将技术当作有意而为之的工具来使用的。

我还想展现这些摄影师工作时的背景。每当人们想到与黑人有关的各种事物，都会觉得他们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突如其来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儿就有头一个出现的黑人。”尽管我们正通过当下眺望未来，但实际则是在向过去致意。对年轻一代影像制造者们影响深远的众多摄影师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这里就有一本《黑人摄影师年鉴》，这是由一群摄影师发起的，他们以此展现自身的各种形象。这跟 Jamal Nxedlana 与 Bubblegum Club 的合作，或者 Campbell Addy 与《Niijournal》一起推出的作品没什么两样。

再走两步，看看 Quil Lemons 推出的《紫色》（“Purple”）系列，这其实是个跨越代际的项目。这些都是他家族里的女性，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妹妹们。他看到外祖母在弗吉尼亚州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草原大长裙，置身于她出生时所在的农场，这让他联想到了 Batsheva 的裙子，他灵光乍现：“等一下，我的外祖母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可以通过时尚来进行一场对话。”他将时尚作为手段，讲述美国人的新故事，呈现出往往被人忽略的黑人之中的家族概念。他借助这些裙子传达了许多与传统有关的面貌，也表达了我们有时不得不借助记忆来回顾往昔。

Quil 其实也对时尚趋势投以关注，并且意识到，即便是我们熟知的这些人之中，也有着空缺的历史，而他能够做的，就是创造影像，帮助我们看见这些人群，然后通过裙子来连接过去与现在。我感兴趣的在于，摄影师们能够以时尚作为契机，构建出一个更宏大的故事。Stephen Tayo 这样的摄影师在表达代际关系时就不会总是那么浅显易懂。他生活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从事的是被我称为“略带摆拍的纪实摄影”。他会在拉各斯四处游荡，询问是否可以拍照，然后询问是立即拍摄，还是等到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回来拍摄，好让拍摄对象换上自己想穿的衣服。这跟 Jamel Shabazz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拍摄手法其实很相似，他当时也会上街与人交谈，询问“我是否能捕捉你的画面”。这些都是历史中的细微之处，是摄影师们合乎伦理的工作方式 —— 这也让人们对他们有关摄影本身的看法有了不少了解。

对我来说，艺术家们不断在努力解决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种族、身份、环境，还是关于全新未来的遐想，率先提出问题的往往是艺术家，而非政治家与活动家。Tyler Mitchell 思考黑人与多元化时，他考虑的是美国人本身，以及可以在什么样的领域内自由表达黑人文化。这是对传统资本主义成见的一种抗拒。在旧有的思维定势中，黑人的形象往往局限于跟劳动、生产力产生的联系。在艺术领域内，黑人们则忙碌于“从事”某些事情 —— 抗议游行、体育运动 —— 他们十分活跃，而这种动态的形象也为他们的存在增添了更多的合理性。在影像之中拒绝成见意义重大，艺术家们显然会像这样对现有的影像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考虑自身能够如何为黑人的故事增添更多元的叙事。

整个世界都彻底完蛋了。教育系统也彻底完蛋了，艺术世界彻底完蛋了，连时尚界也彻底完蛋了。而这些年轻人则说：我早就知道每个地方的人都焦头烂额。我也早就知道现在工作机会更少了，我还知道他们不在乎我们。但不管是杂志、摄影还是艺术，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贡献 —— 这些内容仍然能给人以力量。如果他们甘愿不按牌理出牌，那我作为自由作家与批评家，也甘愿接受他们的观点。写作之中多少带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这个领域里，挣一份像样的工资这样的想法并不多见。

对。因为人们会好奇，你要如何书写艺术呢？有太多可以写的了。你这么做是出于热爱，还是因为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了。

我想，我一直试图与艺术家们当面对话。能够采访到艺术家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能让我了解他们在尝试做些什么；我有时能理解，有时不能，在这样的采访中，也能创造出一个合理的空间，让我能够批判性地参与到他们的工作中去。我想，我是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在看待批评工作，传统的批评形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遗漏了为数不少的艺术家。这使得我们对于艺术可能成为的模样、美是什么，或者“谁比较重要”形成了狭隘的看法。我常常思考，即便是像现在这样的时期，即便我们的文化产出中终于有了与黑人艺术家有关的文艺复兴，但批评家们依然在写相同的内容，对于他们长久以来忽略的 —— 甚或是长久以来贬低的 —— 内容与艺术家却闭口不提。这怎么能算得上诚实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现在的年轻黑人艺术家们有着前辈们无法比拟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察觉到我们有所遗忘相当重要。如果说批评具有分量 —— 我也确实觉得如此 —— 那我们最好学会如何更好地反省。那些在传统出版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的批评家，真的就是谈论 23 岁黑人摄影师如何突破界限的最佳人选吗？即便在此刻，我拥有一份自己为之奋斗的工作 —— 我为《Vice》撰稿，一个帖子 25 美元 —— 但我依然觉得有些东西并不适合由我来写。我经常会给编辑发送一份写着其他十个推荐人选的名单。当有人问我赚多少钱时，我也会照实回答。我不想成为过往不公平竞争传统中的一份子。

人们有意识地在抗拒，而非仅仅认为：“哦，主流时尚杂志的编辑前来指定要由我来做这项工作。”我由衷感觉，这像是工人在规划历史，使其呈现出当下的情形。承认大家确实在“劳动”非常重要。我的工作就是为黑人审美缔造属于他们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受到侵占的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人们没有获得属于他们的名分或功劳。《新黑人先锋》就是一个正名的项目。每一位发型师、化妆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名分。因此大家以后就可以说，哦，这实际上是“这个人”的作品，而“那个人”的思考方式原来是那样子的。当你把自己写入一个创作合集之中，就无法被任何人抹去。

如果我们不诚实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跟自己开玩笑：要是《Vogue》有机会继续以他们过去 126 年以来的方式行事，他们还是会一直这么做下去。公众对艺术机构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接受主流巨头设定的审美理念。对我们而言，坚持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众多机构都是由社会及资本由上而下设立的，这跟人们自然而然创建的那些多元化的机构迥然不同。

过去五十年间，没有一家机构做过正确的事情。黑人艺术家的整个生涯往往必须完美无瑕，容不得半点差错，不然他们就无法成名，他们的贡献也得不到西方视觉文化界的承认。现在的一些年轻视觉工作者将会拥有漫长的职业生涯，他们关注的事物会不断改变，他们即将对属于未来的照片应当是什么样子进行思考。而他们的作品则会向我们展现，这些影像会以何种方式映照出时代的模样。

我策划这场展览，是因为我想要观看这样的展览；我撰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要阅读这样的书。我知道 15 岁时的自己每个月都会去 Barnes & Noble 书店，搜寻新的一期《i-D》有没有出版，如果没有，我下星期还会去确认。我曾经如此渴望这样的影像，因为我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在创作这种影像。

身为批评家，我是想将这本书作为我发起讨论的一种观点。我不希望大家把书本身当作现实全盘接纳，而是要对其进行反思。有些年轻摄影师理应受到挑战。有些影像支持着我们的历史，启发了我们的历史，也使我们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历史就是这么回事，而这也是我当下试图在做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同时对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