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在雪融之前……

窗外是一片冬日的美好风光，穿上鞋子走出门去，这便成了圣诞节后的一场噩梦。“下雪了！”不管我们见过多少次这样的风景，都会忍不住大声呼喊。“下雪了！”不管我们曾经在多少个早晨将积雪铲到路旁，都会忍不住连声哀叹。在本期的文章中，六位作家将与我们分享和下雪天有关的各种或特殊或神秘的不寻常经历。

Burton 为美国单板滑雪队参加 2018 年冬季奥运会时设计的参赛服饰便极具太空探索的派头。他们表示，在 NASA 启发下设计的这身装备不仅防水，还能反射光线甚至声音。显然，Burton 没有提到这套高科技滑雪服还具有驱散忧愁、枯燥与挫败感的特点，不过话说回来，人的感受确实很难在实证下得到量化。

Burton 的滑雪服上有着以 NASA 招牌字体写成的“美国队”（Team USA）字样，尽管多少有些庸俗，却是人们在阴郁冬季里乐于看见的一抹风景。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滑雪服时尚的全盛时期，那些年里，不论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戴安娜王妃，还是洛杉矶贝莱尔（Bel Air）的“新鲜王子”（典出当时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热门情景喜剧《新鲜王子妙事多》），大家都竞相换上了滑雪服。我们如今要是穿上一身滑雪服，便能得到流金岁月中的温暖庇护。

上世纪 90 年代的滑雪服风潮中也有 Mariah Carey 的身影。她的经典歌曲《你是我最想要的圣诞礼物》（“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每年十二月都会雷打不动地登上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风靡程度唯有耶稣基督可以相提并论。对于较为年轻的这代人而言，这首歌曲承载着大家对 90 年代的怀念，而这首歌经久不衰的关键便在于，歌曲本身就是一种缅怀：其创作灵感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当红音乐组合 The Ronettes 在那个太空时代发布的诸多以盼望假期为主题的歌曲。Mariah Carey 在 1994 年推出的歌曲音乐录影带中穿的正是一身红色滑雪服。

尽管 Carey 是当之无愧的圣诞女王，但最著名的滑雪服还要数 1983 年公映的电影《圣诞故事》（A Christmas Story）中弟弟 Randy 穿的那套。影片中，Randy 以这身滑雪服为耻 —— 他被母亲用这身布料加羽毛做成的服装裹得严严实实，连手臂都无法自在舒展。当 Randy 和年纪更大、力气也更大的男孩子打群架时，他跌倒在地，无法起身。滑雪服使他动惮不得、茫然无助，成了孩子之中的小毛孩。

电影中的这一幕无疑充满屈辱。不过，我在成年之后观看《圣诞故事》时想到的却是：“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有什么不好呢？”咬牙硬撑抵御寒冷之后还能拥有这般温暖的感受，不是挺好的吗？当我们度过了磨难重重的一年，看着镜中的自己回想起童年的感受时，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Teo Bugbee 是一位全职工会组织人，偶尔写作，生活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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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在大约五岁时曾经生活在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Scarsdale），他那时会跟被父母称为 Little Willy 的一位圣公会牧师打雪仗。父亲躲在树后补充“弹药”顺势喘口气的当口，探出头窥视他的“死对头”，“咚”的一声，他的眼睛冷不丁地被打中了。“神枪手”就是那位神父，多年以后，他还成了主教。

人们在打雪仗时是否会故意击中某些部位，这一点我们可无从判断。不过，我父亲当时确实对神父的女儿 Bonnie 感兴趣，那么，也许、有可能，Little Willy 原本只是想击中他的脸。当一个人身上裹着法兰绒外套和毛衣，下身穿着滑雪裤，手上戴着手套，脖子里还围着令人窒息的围巾，冰天雪地里裸露在外的面孔便成了靶心。

“雪球”，光是听到这个词语便能让人眼前浮现出鲜活的画面：戴着耳罩或绒线帽的孩子们、让人一时忘记呼吸的明晃晃的早晨，以及如老鼠一般嘎吱作响的格外寒冷的积雪。“雪球”这个词语也让人（至少我是如此）浮想联翩：雪球正中我的面孔，冰冷的雪水流淌到我的衣领上；我脱去一只脚上的靴子，脚上套着的两层棉袜都湿透了，变得沉甸甸的；我还会试图用疼痛僵硬的手指摸索着去拉衣服的拉链。我记得，有一天，一帮年轻人在冬日里的操场上朝新来的孩子 —— 也就是我 —— 投掷如一块块沥青般大小的厚冰块，而我则拼命掩饰内心的绝望，假装他们只是无伤大雅地轻轻抛来一些积雪，尽管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显得特别滑稽古怪。

打雪仗其实不应该是如此，欢乐与残酷只有一线之隔：起先是为了逗弄彼此投去一小块积雪，随后便升级为打“偏”了的一记猛掷，紧接着，人们突然释放出难以言喻的本能力量……展开杀戮，或者就现实而言，瞄准他人的面部。于是，各种冷漠的对抗 —— 一如随手捏成一团的松散雪球 —— 与我们可怜巴巴的鲁莽心态起了正面冲突。就这种角度而言，打雪仗和 Twitter 上的口水仗特别相似。彼此试探、挑衅，对于一言不合便开口大骂的形式简直充满渴望。打雪仗像是枕头大战那生活在室外的冷酷表兄弟；在枕头大战中，人们先是在床上借助重力蹦跳嬉闹，随后便会野蛮地挥舞着充满羽毛的枕头击打彼此的面孔，整个过程中同样暗含着某种敌意，不过，与打雪仗的区别在于，枕头大战中至少有着些许温暖或感官享受。

我在网上搜索有关打雪仗的历史，找到的第一个典故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盟军士兵在雪地里声势浩大地打了一场雪仗，接下来看到的则是充满“纯粹的欢乐一刻”：1897 年时，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在法国拍摄的人们在街上打雪仗的影片。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对奴隶制度的拥趸打雪仗的欢乐心情感同身受；而一百多年前法国街头的这场雪仗中，戴着大礼帽的路人用积雪做成的“弹药”无情地击倒路过的骑车人在我眼中也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息。

在冬日里散步时，我的父亲（或许是从 Little Willy 那儿得来的经验？）和我通常会先对着“停止”路牌进行打靶练习（击中路牌正中时，还能听见音色柔软美妙的通通声）。不过，不出几分钟，我们便会把扔向路牌的雪球朝彼此扔去。打雪仗如同一场古希腊式悲剧，到头来终究会以融化告终。如果大家还没准备好展露自己的真实感受，请勿加入投掷的行列。

John Washington 主要撰写有关移民、边境政治以及监狱、外交政策、啤酒和帽子的文章，散见于各类出版物。他经常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与在线出版物《拦截者》（The Intercept）供稿。他创作的首本书作《被剥夺的人们》（The Dispossessed）的主题为庇护政策及古代历史，已于本月由 Verso Books 出版。他的 Twitter 账号是 @jbw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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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冰箱门上总有半瓶苦艾酒哐当作响。我喜欢买好东西 —— 不是最高档的琼浆玉液，而是那种让人可以喝得一滴不剩并由衷觉得“嗯，好喝”的酒，苦艾酒就极有格调。当然，人们也常用苦艾酒调制鸡尾酒，这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特别务实的奢华享受。“我早晚会需要来一杯苦艾酒。”我想偷懒的时候，便会在苏打水里掺一点苦艾酒，满不在乎地将其称为自己的“保留酒水”。干苦艾酒香醇优雅 —— 这也许就是杜松子酒马提尼的精髓所在，而其香甜的口感喝起来就像是成年人的果汁。

最近，我很想调制一款竹子鸡尾酒。这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学到的，他精通品酒之道，衣着考究，而且品味不俗。我们会在钟爱的酒吧见面，闲话工作。有一次，他喝的是竹子鸡尾酒，当时与他人分享饮料还不算失礼，于是我尝了口他的酒，随即便“一尝钟情”。这款鸡尾酒以雪利马提尼作为基底，用雪利酒搭配苦艾酒，有时还会加上一些苦精。他先后要的两杯酒宛若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一个瘦削紧实，一个圆润浓烈；两杯鸡尾酒都用蝶形杯盛放，既适合小口啜饮，又尽显温文尔雅。

我一直在想，用酒壶装竹子鸡尾酒装肯定特别完美。对我们业余爱酒者来说，竹子鸡尾酒就是玩个概念：去商店买两瓶酒，看看它们混在一起味道如何。雪利酒和苦艾酒类似，其风味中有无数迥然相异的个性有待人们探索，它也是一种采用独特酿造方式酿成的强化葡萄酒。雪利酒适合掺进苏打水中，在冰箱里放上一瓶也不赖；雪莉酒也能让大家像我们这样尝试各种搭配，特别适合调制各种鸡尾酒。不论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心情，都能找到一瓶与之相配的雪利酒，从绝干型（菲诺雪利酒）到甜型（Pedro Ximenez 雪利酒），各种甜度应有尽有。

竹子鸡尾酒曾在美国禁酒令时期销声匿迹，2007 年左右，曼哈顿大名鼎鼎的 Death & Co. 酒吧开始供应这款酒，使其重见天日。如今，网上出现了许多现代版竹子鸡尾酒配方。Death & Co. 的竹子鸡尾酒配方需要用到等量的菲诺雪利酒和白苦艾酒，最后加入单糖浆、橙味苦精和 Angostura 苦精即可。其他竹子鸡尾酒配方或更复杂，或更可爱；用甜苦艾酒调制出来竹子鸡尾酒名字特别可爱，叫作“阿多尼斯”（Adonis）。制作酒壶装竹子鸡尾酒也很简单：在鸡尾酒中倒入冰块充分搅拌，接着用漏斗将酒灌入酒壶。要尽量让酒壶保持冰凉，如果看到雪堆，把酒壶扔进去就行了。

Marian Bull 是作家兼陶瓷艺术家，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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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物会自然而然地撩拨起灵魂深处的情欲心弦，对我来说，比如有某种频率的低音旋律，一丝马利布（Malibu）的气息，以及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迸发而出并持续一个下午的狂风骤雨。具体来说，低音旋律令人怦然心动，马利布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放浪形骸的疯狂岁月，而暴风雨则是因为我读过太多遍《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样的中学生读物，可能已经把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当成了性幻想对象。

对美国诗人 Mary Ruefle 来说，能使她燃起欲火的是下雪天。我重读了她的诗歌《雪》(“Snow”)，坦白说，我从未在读到一首诗的第一句时就那么情难自抑：“每逢下雪，我就想做/爱。”

我可能已经欲火焚身（参见：狂风骤雨 = 性致勃发），好在，这也挺顺理成章的：下雪天最好的活动当然就是做爱。刻不容缓。

当雪花开始飘落，我们就拥有了彻底的自由（哈哈！），应该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尽快抛开种种职责，这样就有时间在被冰雪困住之前去解决大脑边缘系统之内最基本的需求。也许只是一阵小雪，但我们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出大家都喜闻乐见的结论：2 英寸很容易就会变成 12 英寸。

这种共识有点享乐主义的意味：不该在家的时候在家，该四处奔忙的时候偏偏纹丝不动。我们大可以连看 27 部电影，吃遍所有疗愈食物，细细啜饮琥珀色的威士忌。

我很喜欢 Ruefle的一句诗。她是这样写的：当她望着白雪从天而降，她想象自己的爱人也在下雪天感到欲火难耐（绝非受到她的暗示），于是跑回家直接跳上床。一对爱侣各自被同一事物勾起欲火，多么热血沸腾，于是情不自禁地相互碰撞，难舍难分！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恣意感受灵与肉的欢愉、肉体冲动的快感、内心的愉悦 …… 还有什么比性爱更好呢？当然不是玩一局《妙探追凶》（Clue）游戏。相信我，下次开始下雪的时候，我会用 Ruefle 标志性的诗句跟我身边的人道别：“开始下雪了，我得去做爱了，再见。”

Allison P. Davis 是《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的专题作家，最爱的情色惊悚小说是《正中下怀》（In The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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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怡然和幽闭恐惧之间不过一线之隔。在下雪天，这种感受更是前所未有的直观。前一秒还在享受将风雪挡在门外的温暖，下一秒就陷入与世隔绝的孤独，与他人或者 —— 更叫人害怕的 —— 独自处在封闭空间之中。

要说哪部电影生动地体现出这一点，当属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于 1980 年拍摄的经典影片《闪灵》（The Shining）。电影中，Jack（Jack Nicholson 饰）和妻子 Wendy（Shelley Duvall 饰）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瞭望酒店（Overlook Hotel），就任酒店冬季的看管人。随着深冬时节的迫近，天气愈发恶劣，这家人渐渐开始与现实脱节，直到结束时，谜团才解开：Jack 冻死了，他的家人从（闹鬼的？）酒店的魔爪中逃脱了出来。

《闪灵》的拍摄过程也成了怪谈：电影在英国哈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榆树电影工作室（Elstree Studios）中耗时费力地进行拍摄时，各种耽搁延误堪称家常便饭。片场布景曾经起火，导演库布里克对女主演 Shelley Duvall 的苛刻要求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了骚扰。库布里克的女儿 Vivian 当时 18 岁，她用摄像机记录下每天的片场生活，敏锐地捕捉到现场工作失调的种种表现，打造成一部 20 分钟的 BBC 纪录片《制作〈闪灵〉》（Making_The Shining）。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大群剧组工作人员挤在瞭望酒店片场狭窄的走廊里，他们之间的内讧、不快以及 Nicholson 私下对 Vivian 拐弯抹角的评头论足都被记录了下来。

Vivian 的纪录片中展现出的冲突与《闪灵》电影本身如出一辙：瞭望酒店里的人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高压密室中，在不断的争执吵嚷中慢慢失去理智。Shelley Duval 解释说：“Jack Nicholson 的角色必须时刻保持疯癫和愤怒的状态，而我的角色一天有 12 个小时都在哭哭啼啼，从早到晚，一周五六天，最后整整九个月的拍摄中都是如此。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年零一个月 …… 这不禁让人觉得，“原始尖叫疗法”（Primal Scream Therapy）可能真有些道理。”

她所描述的这种感觉在每一个场景中都有迹可循：瞭望酒店单调乏味的内部装修、Nicholson 暗中流露的癫狂神色、严冬催生的失智征兆潜伏在每一个角落之中。Vivian 用镜头将片场刻画得如同一个迷宫，就像最终引领着 Jack 走向死亡的那片树篱迷宫一样。透过她的镜头，人们神情中细微的焦虑一览无遗，我们明显感觉得到，导演库布里克和他的女儿 Vivian、Nicholson，以及 Duvall 都在试图寻找出路。

后来我意识到，电影《闪灵》刻画的不过是一个糟糕的下雪天，但它所代表的那种封闭隔离、令人发狂的绝境被放大到了极致。电影里被困的这家人在加诸彼此和自身的怒火中作茧自缚，一步步走进这栋房屋的陷阱，难以自拔。他们与曾经困于此地的许多人一样，在酒店里留下阴魂不散的痕迹。我们的下雪天并非都是恐怖电影，但随着冬季再次降临，新一轮隔离政策开始实施，我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我们如果落到被重重雪山隔绝于世的境地，身边只有冰冷的电子设备相伴，到时又将如何应对呢？

Madeleine Seidel 是一位策展人兼作家，生活在布鲁克林。她此前就职于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和亚特兰大当代艺术中心（Atlanta Contemporary）。她的作品主题涉及电影、表演以及美国南部艺术，散见于《艺术论文》（Art Papers）、《frieze》及《布鲁克林铁路》（Brooklyn Rail）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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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见雪是在迪拜滑雪场（Ski Dubai），地上人造的雪粉被一脚脚踩得结结实实，变得尖锐锋利，我还因此受了伤。我们是从阿曼过去的，我的叔叔婶婶好心接待了我们这群难缠的小孩，带我们到迪拜滑雪场。这里如同纳尼亚王国（Narnia）般震撼，高达 280 英尺（约 85.34 米）的豪华滑雪坡坐落于阿联酋购物中心（Mall of the Emirates）内，只要穿过几扇安全门就能到达。冰雪王国里有雪橇、雪车，还有全世界首个黑钻级室内滑雪道。我就是在那儿面朝下摔倒在雪地上 —— 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回事 —— 在脸上留下瘀伤。我的堂妹因为吃了太多 Cinnabons 甜品店的肉桂卷，挨了好一顿批评。

我和妹妹在迪拜就是两个乡巴佬。我们在阿曼生活得比较寒酸拮据，将就着得过且过，即便如此，这趟旅行也并没我想象中那样妙趣横生。我依然记得的是生疼的双颊，还有从滑雪场出来后，掌心粗糙的雪粉在炽热的沙漠空气中融化的样子。故事书里的雪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充满魔幻色彩，于是我在心中默默许愿：总有一天，我会看到真正的雪。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没有寒冷的季节，所以在全家移民到美国之后，我就自己琢磨出一些在每年冬天都会做的事：我会在新年第一天迎着呼号的海风散步；在刺骨的寒风中给头发和脸抹上精油；自己制作最经典意式番茄酱 —— 最鲜香的意大利面酱之精髓就在于用心熬制。我置身于纽约布鲁克林贝德福斯都维森区（Bed-Stuy）的公寓，屋内播放着爵士音乐家 Bessie Smith 和Count Basie 的黑胶唱片，我会在音乐声中制作阿曼传统甜奶茶 Karak，用小豆蔻、红茶、丁香、肉桂、生姜碎和（秘方）罐装炼乳，调制美味到不可思议的饮品。我还会披上长袍，穿上羊毛袜，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对任何消息和来电都置之不理，然后专心致志地读书。移民后的每一年，我都无一例外地在真正的初雪降临之际走出门去，踏入白茫茫一片的城市。在那一刻，整个世界的节奏仿佛都慢了下来。

第一次在美国过冬时，我刚好满 17 岁。在生日前两天，我的祖父去世了，我们订不到四张国际机票，因此只有我父亲一人飞回印度参加他父亲的葬礼，葬礼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父亲没有哭 —— 至少我没有看见他哭。我们住在伊利诺斯州一栋租来的小排屋里，当时我觉得这栋房子丑得令人窒息。我的房间一侧有一个大洞，颇具 loft 风格，楼下客厅里的人只要抬头就能看到我在干什么，这对于当时青少年的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折磨，简直到了触犯《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程度。那天我们全家都很伤心，父亲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母亲、妹妹和我则整日待在房间里，直到晚上八点才把家里的灯打开，随便做点了晚饭。母亲看到我站在厨房门口，有些局促不安地对我说：“哦，生日快乐。”

对我而言，冬天完全不是深藏着喜悦的时节，而是预示着悄然而至的失去。冬天总让我感到更加难以餍足，不仅需要好吃的，还需要我的家人，需要温暖舒适，需要爱。在当下这个时刻，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脆弱。我对这一年放慢下来的节奏心怀感激，同时，我想到那些在这场疫情的严冬中的劳动者们，从亚马逊（Amazon）的仓库工人到美国邮政（USPS）的司机，大家要么工作遭受重创，要么忙得不可开交，而食品救济站和互助团体为了满足社区的需求 —— 这个世界赖以运转的剥削体系所创造出的需求 —— 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在这个季节铺天盖地的茫茫白雪中，我努力去往好的方面想，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更有一丝人情味儿。

就在那个无人庆祝的 17 岁生日当天，在我大哭了两回、上演了两场巴洛克式的自怜自艾后，我家的座机响了。我自然无心接听电话，但在母亲的催促之下，我还是拿起了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在座机上看到了加拿大区号，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Alexandra 大老远地从安大略省的密西沙加市（Mississauga）打来的。“生日快乐，亲爱的宝贝，”她高声说道，随即又问我：“你看过邮箱了吗？”

我没有。“快出去看！”她大声说，“现在就去！不然我花了一个小时算准今天送达的这番心思就白费了！”

“我挂了电话就去。”我讲起了条件，但她实在太有说服力。于是，我穿着居家拖鞋和我妈妈的灯芯绒外套就跑了出去，一步一打滑地来到了街尾一排排的邮箱前，撕开了写着 Alex 活泼字迹的包裹。

一根月光石项链滑进我的掌心，还有一封长达好几页的信，是她亲笔写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信的内容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久到足以抚平当天所有的伤痛回忆。我只记得自己热泪盈眶，把她的礼物紧紧地攥在胸口，心想：“还有人记得。”在彼时彼刻，我感受到有人爱我。二月的积雪几乎凝成了泛黄的冰霜，但那颗月光石在我眼中就如同所有的初雪一般，纯洁的乳白色宝石上蒙着一抹灰色，周身却散发出彩虹般的光晕。

我的伴侣在厨房里，正把要送给亲友的自制香烤什锦果干麦片装进罐头里。我的朋友 Hanna —— 一个喜欢时不时搞点文艺复兴的女人 —— 则在我的伴侣的帮助下搞到了一台织布机，正在织手工毯子给我们当礼物。当我想到冬天，就会回忆起站在芝加哥郊区那排邮箱旁时逐渐涌上心头的情绪。那股情绪像电流一样穿透我，使我恍然大悟，让我懂得原来真的有避风港，懂得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幸运，懂得死亡与悲痛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及，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还有人爱着我。

Sarah Thankam Mathews 是一位作家，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她是互助团体 Bed-Stuy Strong 的创始人，她撰写的小说《一切都能有所不同》（All This Could Be Different）即将由维京出版公司（Viking）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