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verly Glenn-Copeland 的美丽新世界
关于复活灵性、亲近自然与改变未来
- 采访: Fiona Duncan
- 摄影: Heather Sten
去年年末的一个周日午后，Beverly Glenn-Copeland 和他的乐队在纽约长岛 MoMA PS1 分馆进行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演出票早已销售一空。这是 Glenn 头一回来纽约，“最后再看一眼哺育过自己的国家”，2000 年以来，他便开始这样形容美国。这位 76 岁的音乐人生于美国费城，18 岁时搬去加拿大，“从来没想到还能再回到美国来”，个中原因与政治脱不了关系，他在此次采访中对此进行了解释。这次纽约之旅对他而言是场告别，但对观看了 MoMA 的这场演出的人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些消息灵通的人们把演出信息扩散开去，大家出于对其音乐本身的喜爱聚到一起，在观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后路人转粉，Glenn 的粉丝大多都是这么来的（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人 Dev Hynes、Robyn、Courtney Barnett、Devendra Banhart 和 Four Tet）。
2015 年前后，一位收集稀有唱片的日本收藏家重新发行了 Glenn 在 1986 年推出的电音专辑 《Keyboard Fantasies》，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的音乐让人耳目一新，音质也十分出色，如同滴落在优雅树叶上的雨滴，或者像是在酣畅地睡了一觉之后被朋友轻轻唤醒。当时的 Glenn 生活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农村，他凭借一台旧式 Atari 电脑制作出了这张专辑。他的父亲是校长，白天在学校工作，业余时还兼职古典钢琴演奏，而他的母亲则在他还没出生时就会给肚子里的他听各种音乐。《Keyboard Fantasies》十分简洁，同时又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曲子中如心跳一般的鼓点以及模仿管弦乐音色的电子音效让人充满希望，而他那舒缓沉稳的声音吟唱的歌词，如果换成别人来演绎，就会沦为自助类迷因似的内容。“放手吧，现在就放手。”他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里唱道，“没关系。”
Glenn 于 1970 年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连专辑的名字都是自己起的。这张处女唱片中的曲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谣爵士的元素十分突出，让人想起 Joni Mitchell 的名曲《Blue》。他最近重新推出的那张《Primal Prayer》（Glenn 最早在 2004 年曾以别名 Phynix 推出过这张专辑，他在美国科德角海滩上读到的一本书中发现这个名字之后，便开始以此称呼跨性别的自己，到出版专辑时已经用了十年）则堪比他的多重族裔身份 —— 西非、凯尔特、第一民族 —— 如歌剧般恢弘，兼收并蓄。这些歌曲中融合了福音音乐、赞美诗合唱等形式，同时采用了打击乐、电子乐与流行乐等元素，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来的音乐火辣至极，时而还会让人想起《黑客帝国》男主人公 Zion 参加的那场洞穴派对，给人以希望与快乐。精心编织而成的随性歌词唤起了一股更为崇高的力量。他用拉丁文念出神的名字 ——“Deo”—— 反反复复的念诵十分具有感染力，听起来仿佛说的是“Day-oh，Day-oh，Day-oh，Day-oh”（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
整体而言，音乐界如今正掀起一股 New Age 音乐的复苏热潮，在这个身份政治分崩离析、精神疾病肆虐且生活环境引人焦虑的时代，人们渴望一种能够全面滋养心灵的养分。这一代人喜欢的是 Alice Coltrane 在 1982 到 1995 年间推出的静修音乐 Ashram Tapes、Kanye West 领导的美国福音团体 Sunday Service Choir、Chani Nicholas 的个人占星学，以及“有福气”（blessed）这样的流行语，这些人也开始喜欢上了 Beverly Glenn-Copeland —— 一位在贵格会教区长大后成为创价学会（Soka Gakkai）佛教徒的音乐人。
Beverly Glenn-Copeland 在纽约举办告别美国演出（演出中还播放了介绍他生平的这部纪录片）的一个月后，我与他取得联系，前往他位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小镇的家中拜访。他身穿厚实的费尔岛毛衣，与我畅谈自己对自然的需求、代际间的同情心、疗愈，以及他身为酷儿人群导师的身份。在采访快要结束时，Glenn 希望我在文章里捎上几句对他妻子 Elizabeth Glenn-Copeland 的感谢：“我想感谢她多年来为我所做的祈祷，她一直希望我在去世之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喜爱我的音乐的听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如此虔诚的支持，而我得到的支持都来自我的妻子，而她也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Fiona Duncan
Beverly Glenn-Copeland
你曾经说过，地球母亲像是在制作混音曲目，我们人类与我们的复杂基因物质“就是已经存在于世的各种物质的重组”。你能具体说说这个“地球母亲如同混音艺人”的想法吗？
在我看来，所有东西都是由已经存在的物质构成。万事万物都是既有元素的重组。宇宙乃至身在其中的地球母亲，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其实从来没有用过“混音艺人”这个名称，不过，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这么回事。
你的音乐风格也富含各种类型基因，而且充满混音元素，这跟你对自然的理解是否息息相关呢？
我对混音的理解和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太一样。在《Keyboard Fantasies》这张专辑中，每一种声音元素都是通过一台很小的鼓机从零开始取样的。我当时用的是 1983-1984 年生产的 Atari 电脑，我能通过软件对各种乐器的音色进行组合搭配，制造出近似于真实管弦乐的音效。你要是侧耳倾听，可能会以为真的是小提琴演奏出来的。这台电脑还能让我制造出传统乐器无法发出的声音。我还曾经录过潜鸟的声音，不过没有用在《Keyboard Fantasies》里。我以前也反复说起过，我不认为自己创造的这些音乐仅仅是我个人的产物。我感觉这更像是万事万物经由我这个载体传达出的想法与声音。我只是万物流转的其中一部分。
你在 MoMA PS1 分馆的演出中介绍过一首歌，你说这首歌是在过去 40 年间断断续续地写完整的。
是的。1970 年，我在弹吉他时忽然弹出了其中的 8 个小节，从此便难以忘怀。我后来曾经尝试过扩展这段旋律，都没能成功。之后的那些年里，我又尝试了三次，还是什么也没写出来。大约在八年前的某一天，我忽然一下子有了灵感，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时候，我们难以完成某些事情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这首歌叫作《Prince Caspian’s Dream》。
你还把最近那次纽约之旅形容为“最后再看一眼哺育过自己的国家”。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会再回美国了呢？
我是跨性别人士，而美国政府当前的立场可以说是极端异性恋。即便是我这样拥有美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的人，如果刚好从一个不那么友善的边境城市进入美国，那种体验还是挺可怕的。我并非独自演出，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团队 —— 里面各种身份与族裔的人都有 —— 经历这样的事情。总体而言，美国本届政府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我的人生观背道而驰。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恐惧，而且不仅是美国 —— 美国还是一个强国 —— 其他国家迫于强国的经济实力，也纷纷效仿。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都在恐惧面前败下阵来。我很希望能在美国演出并与当地的听众互动，要是大形势有起色，那我应该还有机会再去。
你能说说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吗？
我和妻子 Elizabeth 都是希望尽可能亲近大自然的那种人。我们之所以选择现在的住处，是因为周围种了 13 棵大树，有巨大宏伟、郁郁葱葱的松树、常青树，还有其他一些落叶树。我十分痴迷于常青树，这些植物很早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我需要与地球有更加亲密的接触，而建筑于我而言实现不了这种目的，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夜空与星星的环境。我需要草木植被。我的妻子是个园艺家，她在家里打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花园，这些植物虽然都是她精心打理后的成果，看起来却浑然天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没有人无所不能，这才是关键所在。」
我身边有许多人都说起过希望离开大城市，搬到那些更加远离尘嚣的地方去。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 尽管都市生活的成本越来越叫人难以承受 —— 不仅出于对工作与生活的实际考量，还因为在城市里更容易找到归属感。“搬走的话，我要怎么谋生呢？”这是一大顾虑。而且，为数众多的酷儿朋友还要考虑：“搬走的话，对我来说安全吗，我能找到自己的‘同类’吗？”对于那些既希望远离大都市又充满不安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都察觉到当前的社会形态中有某些事物已经走到终点，某种全新的元素正在生根发芽，大家都应该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应当把这种念头当作一种积极的想法，坚信自己终将过上这样的生活，并且尽可能多地与生活中的人们建立联系。没有人无所不能，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原有的都市生活让我们形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并且期望自己无所不能。这根本不现实，人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生活。
如今存在着各种代际之间的对立。在你看来，不同世代的人们要如何才能对彼此怀有更多同情心呢？
大体而言，父母一辈发自内心地希望下一代能活下去，并且过上优渥的生活。在一个崇尚利益与金钱、更多利益与更多金钱的社会里，这怎么可能实现呢？于是，父母一辈不得不说：“你得去赚钱。”这样的要求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实际考虑，但也是出于恐惧。我父母也有这样的恐惧，尤其在面对我跨性别与非异性恋身份这一方面。我的母亲非常不安，她当然会担心我要怎样才能活下去。
你在生活中经历过怎样的代际矛盾与和解呢？
我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有过不少矛盾与和解。因为我坚持活出真实的自我，而且我尽可能全面地去了解自己在方方面面的喜好，我的父母也逐渐去了解相关的知识。他们一开始被读到的内容吓坏了，因为都是一些跟我相似身份的人得病的故事。不过，在那以后，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 —— 我父亲在我二十七八岁时就去世了 —— 慢慢理解我了。有时，她读到的一些文章或者遇到的某些人会跟她说：“哦，亲爱的，这可不行。”她起初会因为我的非异性恋身份而备受煎熬，不过，她现在已经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这二十年来，她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我注意到，你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人生意义在于鼓励当今的年轻人认识到我们是来改变并拯救世界的。你认为年轻人的哪些技能与知识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改变？
我这么说，不过是因为我上了年纪而已，而且，这四十年来萦绕在我心头的音乐似乎都在传达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本质上其实是无与伦比的生物。我们这个社会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总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就会没事，或者是，“当”我们做了什么，就会没事。一切都受到了制约。你要是长成这样，就会没事；你要是穿成这样，就会没事；你要是有工作而且赚的钱在多少金额以上，就会没事。可是，经由我传达给大家的音乐如今却在诉说：你岂止没事，你还绚烂卓绝、妙不可言、魅力非凡！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让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而这就是我不断想要达成的事情，这也是我妻子想要达成的事情，而她也已经六十多岁了。这需要我们花一辈子去实现。不过，你们这一代人似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等一下，等一下，这可不对劲。世界各地的许多年轻人是在出于希望，出于同情心，出于姐妹情谊、兄弟情谊以及其他各种情谊而生活，大家都成了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因此凝聚起了一股莫大的能量。这股能量与恐惧无关。而我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地说：“对，是的，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充满同情心的那一条路才有未来，充满恐惧的那条路属于过去，不会有未来。
Fiona Alison Duncan 是位作家、艺术家兼组织者，拥有加拿大与美国双重国籍。她出版过《Exquisite Mariposa》（Soft Skull，2019 年），也是文学社会活动“Hard to Read”的主理人。
- 采访: Fiona Duncan
- 摄影: Heather Sten
- 翻译: January Yang
- 日期: 2020-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