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像究竟代表什么?

2020 纪念碑推倒运动

  • 文字: Whitney Mallett
  • 制图: Sierra Datri

2017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镇,身穿 polo 衫的新纳粹主义分子高举火把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将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李将军是美国将领、教育家,在南北战争期间效忠于南部联盟,反对废奴主义)的雕像移走。自此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重新审视那些为了纪念恶迹斑斑的白人逝者而竖立的雕像。这些石块与砂浆构筑的形象是对掠夺者与强权人士的一种肯定,然而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正视这些人物长久以来的争议性,将这场推倒雕像与纪念碑的运动不断推向高潮。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美国内战以后的 3K 党领袖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的骑马像倒下了。美国妇科医生J. 马里恩·西姆斯(J. Marion Sims)曾在没有实施麻醉的情况下,对被奴役女性进行残酷实验,他的雕像也被人们从纽约中央公园移走了。等到 2020 年 6 月,我们又见证了更多种族主义者纪念碑的倒下 —— 官僚式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蛮力势必介入。在波士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雕像被人砍掉了脑袋。南北战争中南方联盟士兵的铜像则被人们挂在了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交通信号灯上。英国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的纪念雕像则被人们推入布里斯托尔港的河水之中。

雕像、纪念碑与纪念像之所以用青铜铸造或以石碑雕刻,是为了永久保存。奥地利出土的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虽然算不上纪念像,且高度仅为 11.1 厘米(不过,公共空间里的那些复制品则比真人还要巨大),却已经存在了 3 万年。即便这些雕像被撬离底座、扔进海洋或埋在土里,其形态依然难以磨灭。艺术家 Nicholas Galanin 为悉尼备受憎恶的库克船长(Captain Cook,他在十八世纪带领船员探索太平洋,成为首批登陆澳大利亚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雕像挖了一个坟墓,又设想了未来考古学家将其挖出的情形。2020 年悉尼双年展展出了这件装置作品《陆上阴影,挖掘兼埋葬》(Shadow on the land, an excavation and bush burial)。他在草地里挖出一个三米多长的坑洞,坑的形状为躺倒的库克船长纪念碑。在构想中的未来,过去与现在定居下来的殖民主义人士已成过往并遭人埋葬,但同时,这些人物与往事依然深深印刻在大地与人们的记忆之中。

这些人物雕像与纪念碑也并非完全挥之不去。破坏,便是出路的一种。1994 年到 1995 年间,人们意欲为纪念惨遭谋杀的欧洲犹太人竖立纪念碑,因此展开竞标,艺术家 Horst Hoheisel 的方案是炸毁柏林勃兰登堡门(这一建筑既是柏林的象征,也是德国的国家象征),并将碎石碾成粉末。他最后自然没有中标。2017 年,十诫石碑在美国阿肯色州国会大厦前竖起尚未满 24 小时,便有一名男子高呼着“自由”,驾驶卡车冲 向刻有《圣经》经文的这座花岗岩纪念碑,将其撞得粉碎。接着,等到私人资助打造的纪念碑被重新放置在这个位置时,撒旦圣殿团体还向阿肯色州政府提议,作为宗教多元化的象征,他们也希望靠众筹竖立自己的纪念碑:一座巴风特(Baphomet)青铜雕像,羊头恶魔长着翅膀,额头有一颗五角星,身边还有两个微笑的孩童。由于立法会成员中没有人支持这座雕像,撒旦圣殿团体用一辆平板卡车载着这座受法国神秘学家艾利冯斯·李维(Éliphas Lévi)启发而打造的雕像,停在在阿肯色州议会大厦前,对政教合流并在政府属地竖立基督教纪念碑这一行为表示抗议。

巴风特雕像只在阿肯色州议会大厦前待了一个下午,但有时候,这样的雕像也会被长久地留存下来,以别样的视角铭记同一段历史。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菲律宾期间,菲律宾的马克坦部落(Mactan tribe)首领拉普拉普酋长(Lápú-Lápú)拒不臣服,掀起一场血战,战斗中,马克坦战士杀死了西班牙殖民者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三百多年以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Queen Isabella)为麦哲伦在菲律宾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为四根石柱,上面立着一个方尖碑。过了七十五年,也就是在 1941 年左右,即菲律宾从美国统治下解放的前夕,人们在离麦哲伦纪念碑几米远的地方竖起一座高达 18 米的拉普拉普酋长青铜雕像。雕像背对麦哲伦纪念碑,一旁还固定着写有拉普拉普酋长名字的铭牌,底下写了一行字,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遭受殖民的往昔:“击退欧洲侵略者的第一个菲律宾人”。

另一个例子是 2011 年时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建立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姗姗来迟,实数预料之外 —— 但有可能,这反而在预料之中。人们用这座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念碑对美国民权领袖示以敬意,纪念碑与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之间就隔着一个潮汐湖(Tidal Basin)。在马丁·路德·金纪念碑的原始设计中,设计者本想刻上金在八百米之外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里发表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中的一段话:

当共和国的建设者写下《美国宪法》与《美国独立宣言》里的恢弘词句时,他们也签下了一份所有美国人都能够继承的本票。这份本票是在承诺所有人 —— 是的,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必将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个人自由乃至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们最后选定的句子是:“在绝望之山开采希望之石。”这使得金的纪念碑与杰斐逊的纪念堂之间少了几分联系(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只有金那双花岗岩雕成的眼睛依然隔着水面凝视对岸。在金提到的那份本票里,参与起草的杰斐逊等人许诺平等,然而,身为七百多名奴隶的主人,杰斐逊却并没有以身作则。在艺术史学家 Sarah Lewis 看来,两座纪念碑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沟壑建立起了一场对话,而她在 2018 年的一场活动中提出的假设,始料未及地成为我们当下的现实写照。“在这片土地乃至这个国家,我们究竟要做哪些功课,”她问道,“才能将两座纪念碑放在一起看待?”

将纪念拉普拉普酋长与麦哲伦的雕像以及纪念马丁·路德·金与杰斐逊的雕像放在一起讨论,探寻其中的诗意乃至政治意义,这种理解角度不应当与保护种族主义者雕像的思路混为一谈。我们无需美化奴隶贩子与南部联盟的将军来给人们上一堂历史课,就算竖起另一座雕像充当脚注也于事无补。那些痛苦的历史依然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纪念碑是“将过去的真相幻化为有形现实的人工制品”,那么在诗人 Caroline Randall Williams 看来,我们其实已经拥有诸多活生生的证明。身为“充当家庭佣工的黑人女性被白人男性强奸后产下的后代”,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国南方及其过往看得见又摸得着的真相。”

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与事迹还有很多。我们如今能够看到越来越多像 Harriet Tubman 及 Frederick Douglass 这样的废奴主义者的雕像,政府对于如何规划公共纪念碑的干涉也越来越少。艺术家 Kehinde Wiley 的雕塑作品《Rumors of War》(2019 年)便借用了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骑马像形式。这种雕塑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南方联盟相关的历史人物纪念碑的效仿对象。然而,在 Douglass 的作品中,骑在马背上的却是一个编着脏辫、穿着连帽衫与 Nike 运动鞋的黑人。艺术家 Kara Walker 曾为纪念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创作了名为《Fons Americanus》(2019 年)的喷泉,这个作品以夸张的表现手法颠覆了南北战争以前的军人传统形象,引发争议。这也让人想起她此前为了纪念甘蔗园劳工创作的《A Subtlety》(2014 年),这件作品效仿狮身人面像,刻画的是刻板印象中的黑人保姆形象,尺寸之巨堪比一座恢弘的纪念碑。除此之外,艺术家 Glenn Cantave 与 Idris Brewster 还为纪念黑人偶像 Audre Lorde 及 Jackie Robinson 等人设计过 AR(增强现实)纪念碑。艺术家 Moses Sumney 最近推出了他为 Thom Browne 2021 年春夏系列拍摄的视频,由他亲自导演并参与演出,他问道:“在全美乃至全世界的雕像被推倒(对,就是字面上的意义)的时候,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纪念碑被破坏、质询、拆除,把黑人的形象塑成雕像并立于基座之上,这举动意味着什么?这种象征意义又意味着什么?”不过,雕刻人物并非铭记的唯一方式。

按照文化评论家 James E. Young 的说法,受到二十世纪极简主义与大地艺术等运动的启发,对抗性纪念碑“就道德角度而言承载着铭记的意义,在美学上,则对传统纪念形式背后的设想持怀疑态度”。诸如 Jochen Gerz 这样的德国艺术家就一直想要攻克反法西斯纪念碑的设计难题 ——“搭建巨大基座,并在其上竖立物体,以告诫人们应当如何思考”的纪念碑本身往往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1986 年,Jochen Gerz 与 Esther Shalev-Gerz 一起设计了一座纪念碑,其主体是高 12 米、长宽各 1 米的方形柱子,立面被铅包裹。这座纪念碑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沉入地下。他们邀请哈尔堡(Harburg)居民 —— 也就是柱子所在的哈尔堡郊区一带的工人阶层 —— 在纪念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从而保证今后将“时刻保持警醒”。刻字的人越多,柱子沉入地下的速度就越快,艺术家解释说:“直到有一天,柱子会彻底消失,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遗址便成为一片空地。说到底,能与不公相抗衡的只有我们自己。”另一座反抗性纪念碑出现在一年之前,是一座由 Hoheisel(就是想要炸毁柏林勃兰登堡门的那位艺术家)设计的 Aschrott 喷泉,位于德国卡塞尔。Hoheisel 选中一处犹太人建造的喷泉遗址,他反其道而行,在被纳粹摧毁的这座 12 米高的喷泉原来的位置挖了一个 12 米深的坑洞,试图“挽救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让人们看见其中的创伤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对抗性纪念碑的主旨常常带有挑衅的意味而非安慰,并不总是受人喜爱。Gerz 设计的这类公共空间艺术作品乍看之下丑陋又令人费解,一位哈尔堡居民认为应当炸毁这座反法西斯纪念碑,另一位则将其比作烟囱。普罗大众在面对如何铭记过往这件事情上,是否永远应当听从艺术家与专业人士的指导呢?妇科医生西姆斯的雕像从中央公园移除之后,纽约市邀请艺术家贡献提案,准备在原址竖立一座全新的雕塑。专家评审最后选中屡获殊荣的当红艺术家 Simone Leigh,而后者却慷慨地将这一邀约拱手让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 Vinnie Bagwell —— 那些为移除西姆斯雕像而奔走的活动分子更青睐她的提案。Leigh 的设计方案中描绘了一位半卧着的黑人女性,雕塑四周有冬青木环绕,每年春天,雕塑周围还会长出一大片风信子;Bagwell 的提案里则是一位昂首挺胸站立的黑人女性天使,她一只手的手心燃烧着永恒之火,另一只手拿着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身上的连衣裙裙摆则刻有其他黑人女性的面孔。这座名为《战胜西姆斯》的雕塑计划将于 2021 年完成后在中央公园安置。这不禁让人再次想起 Lewis 的那句话:“我们究竟要做哪些功课?”

Whitney Mallett 是一位作家兼电影人,生活在纽约。

  • 文字: Whitney Mallett
  • 制图: Sierra Datri
  • 翻译: January Yang
  • 日期: 2020-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