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名叫 Lydia Lunch的女士

就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亲爱的。

什么都不想。我在纽约的时间是 1976 年到 1980 年，以及 1974 到 1990 年之间。1990 年之后我就离开了好多年，在此期间总是来来回回。我不会想念什么东西。

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公寓在 12 街，位于 A 大道和 B 大道之间。屋子的前后都堆着六英尺多高的垃圾，左右两边是两栋烧焦的房子。房东本来不想租给我，因为那儿闻起来像腐尸的味道，但我告诉他我能把这味道祛掉。我去了街角的杂货店。滴了两滴除味剂，味道就消失了。

每过几个月就换一波人，我以前就是个到处蹭沙发睡的流浪汉。

对，那时候认识的大部分人我都还有联系。Richard Kern，还有我在 1979 年的时候合作过的 Beth B，他现在正在拍一个关于我的纪录片。Mars 乐队的朋友们，他们是最早也是最棒的无浪潮乐队。我跟 Thurston Moore 也还很亲近，他已经是第二代的无浪潮成员了。我和朋友们保持友谊，这是肯定的。

去年，我的家人都已经不在那儿了，所以还挺好的。对于成长来说，那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以前常去摇滚音乐会，和“地狱天使”（Hells Angels）摩托帮会的人混在一起。有谁会不爱这种经历呢？很多不同的音乐都涌入了罗切斯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会成为各种华丽摇滚的聚集地，但我那时挺迷这种摇滚类型的。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电台音乐简直太棒了。大门乐队（The Doors）、Jefferson Airplane、诱惑乐队（The Temptations），还有 James Brown …… 各种叛逆、性感、或政治性的音乐。到了 70 年代就开始彻底变味了，像老鹰乐队（The Eagles）和 Steely Dan 这样的音乐开始流行。这之后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无浪潮、朋克。那些音乐电台是不会播的，但我们也不在乎。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自己最爱曲目这回事。你最喜欢我的哪一首？

真的谢谢你。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比现在的你还年轻。

呃，我太他妈讨厌 T 恤了。我甚至都不喜欢卖印了我照片在上面的 T 恤。没人该穿 T 恤，除非是要去健身房。对我来说，这和时尚无关。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一直都没怎么变过。我只需要我最基本的装束：主色调黑色，稍带一点红色点缀，女巫感，露乳沟。

我不会让任何人帮我化妆。红唇加烟熏眼妆就行，我可不化卡戴珊那种修容妆。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虚荣心，虽然我自己以前也用过这个词。更多地，那只是一种美妙地自我认同感。其他人会来了又走，我们有的就只是自己，你怎么能不当自己最忠实的粉丝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很小、可能九岁的时候就决定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美国人的那种羞耻、屈辱、不安和嫉妒的情绪我都没有。我希望没人需要有那些感觉。

我刚来纽约的时候，路上的每个人都会对我指指点点，我只能用幽默来化解这些。这么做让给那些烦你的人得到一点回应，但又马上化解局面。一直不停地被骚扰挺不好过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觉得用幽默来应对会容易些。给他们一点回应，然后走开。1976 年的纽约，你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招来非议。这也是为什么我练过很多年拳击。我建议所有人都练练。

应该是我 1990 年离开纽约搬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在那之前可能我也练过。青少年时期，我曾经是啦啦队员和体操运动员。空拳练习是不错，但是击打重量级沙包也很棒。我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会装一个重量级沙袋。不过在纽约的时候没有，没地方放。

我觉得女性需要了解精神性和语言自我防卫的方法。那并不总是说要把谁斥责一番，而可能在于知道如何化解形势。如果逼不得已，还得用上身体性的自我防卫。甚至最好再带一个能发出巨响的警报器。那玩意儿真的巨响无比，我以前都用它来给我的演唱会做开场。

我不能说自己真的变平和了，但至少更成熟了。我特别挑剔。不是说我我要别人按照我的意愿做事，但他们最好能给我来点新鲜的，不然我是不会感兴趣的。现在这个阶段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不会安于我以前已经做过的事。我想要什么？最好是本身非常优雅、复杂扭曲、而且特别自由释放的东西。我不想还得要花时间告诉别人怎么做。

我一直都在喂饱饥肠辘辘的肚子。我喜欢给我的乐队成员们做饭。当你经常外出巡演时，一般大多是吃别人给你准备的食物，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厌烦。食物是你能够试图自己掌控的东西之一。你得知道你的食物是从谁那里买来的，这跟买毒品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在纽约、新奥尔良、匹兹堡、洛杉矶、旧金山、和伦敦住过之后，在巴塞罗那住的八年确实让我变得更健康了。

我喜欢放纯音乐， 比如 Miles Davis 的《Sketches of Spain》。我喜欢干扰性不强的音乐。

这本书是我这些年写过的文字的汇编集，其中有一些是最近写的。说来这都和特朗普政府上台有关。关于《Adulterers Anonymous》这本由我和 Exene Cervenka 一起写的诗集，有件事值得一提 ——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偶像 Barney Rosset，这位为 Hubert Selby Jr. 和 Henry Miller 对抗美国审查制度的出版人，那时候会出版我的处女作。Grove 出版社在 60 和 70 年代的时候发行过许多优秀译本和再版书。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得说，那是我人生中发生过最棒的事之一。和 Hubert Selby Jr. 的合作也是一样，太让人意外了——他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我的床底下可没有未出版的手稿，我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写作。在写《Paradoxia》的时候，我总是在早上 6 点到 9 点的时候写作。写烹饪书的时候是在下午 3 点到 6 点之间。为了进入状态，我会经常走来走去，抽几根烟，思考。

我睡不着不是因为大脑兴奋过度。我已经经历得够多了，而且每天的活动也很丰富。我的身体会把我叫醒。我并没有经受艺术的折磨。我会到街上走一走，看看有什么好戏发生，旁观一下。

Virginie Despentes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Vernon Subutex》这本书简直太棒了，我正在读第二部。我最近刚在巴黎她家住了几天。我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她也住在那，我们那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她在给我的《Paradoxia》一书写评论的时候。那本书和她的电影《肏我》（Baise-moi）的主题还挺相似的。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估计是因为我们在很不一样的圈子里混。我是在多年后通过他的文章认识他的。他读了一些我给 Asia Argento 写的东西，于是联系我聊一聊关于下东区的纪录片的剧集。我们见了面，他真的特别棒，我们有很多共同的音乐偶像。见面之后，他邀请我在他的纪录片里出镜。然后我就想，或许他可以为我的书写前言，因为他懂我。所以他写了，那竟成了他的绝笔。

围绕那部电影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但制作拍摄的过程是非常棒的。我的工作是拍摄剧照。对我来说那是最珍贵的经历。Asia 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我真心希望她可以终结饱受虐待的宿命，这也是我一辈子都在努力争取的：不要做宿命的奴隶，试着找到战胜它们并活得更精彩的方法。

我觉得《我的右脑》（Right Side Of My Brain）和《Fingered》挺重要的。这两部都是 Richard Kern 的影片。除了用来记录某段时间里我想表达的面对性癔病的经历，而且知道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体验之外，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两部片子还有什么别的作用。《我的右脑》是对 Polanski 的《冷血惊魂》的致敬。对于《Fingered》，观众的态度则非常分化，他们要么喜欢要么讨厌。但首先，这是一部在露天汽车电影院放的类型电影。我特别喜欢 John Waters 以前还会把这部片子拿来放给他的朋友们看，吓他们。

我会放那些还没拍出来的片子，全都是关于性强迫症的，而且是不同于主流成人电影的片子。年轻人，都赶紧拍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