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残迹刻入记忆

早在认识你之前我就读过你的博客，知道你是一位写作关于另类艺术和时尚的作者。你是怎么会想到写博客的？

你说过是艾滋病危机导致文化的代际断层，然后人们试图通过艺术和时尚来重新建立延承。我很喜欢这个观点。

我读了 Brad Gooch 写的关于他的纪录片导演男友 Howard Bruckner 的回忆录《跳跃剪辑：关于 Howard、艺术，和七零八零年代的回忆录》（Smash Cut: A Memoir of Howard & Art & the '70s & the '80s）。书中提到他男友在病重时试图拍摄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百老汇的最后一夜》（Bloodhounds of Broadway）。他不再顾忌制片方的质疑和顾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拍完了这部电影。电影拍完还没来上映，他就去世了。另一个例子是《爱是生死相许》（Longtime Companion），该片的导演和大部分剧组人员也在与时间赛跑，希望在去世之前能把影片拍完。想象一下这些人在被政府和社会边缘化的同时还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争分夺秒地创作，真的特别值得玩味，又富有悲剧色彩。那个时期的很多电影都反映了当时激烈而紧迫的政治状况，比如《毒药》（Poison）、《夺魂》（Swoon）和《寻找兰斯顿》（Looking for Langston），当然还有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作品。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重新构建了一个酷儿视角下的历史：比如《夺魂》中的同性恋杀人犯 Leopold 和 Loeb，或是贾曼对卡拉瓦乔（Caravaggio）与英国皇室的同性恋情色描绘。




我对艺术家、作家、电影人，和活动人士反抗对历史的抹杀很感兴趣。正如 Sarah Schulman 在《思想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 of the Mind）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一整代人因为艾滋病而消失，随之而来的则是思想的士绅化。这是她的一己之见，但很多人都对此特别有共鸣。

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事物往往才最富有意义，它们会帮助我们理解贯穿于文化中的主题。有时候，一些事没有发生改变是因为父权制度、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或者恐同症的影响；还有些时候，事物没有发生改变是因为历代的艺术家和思考者们将其延续了下去。我感兴趣的项目都主要在重新审视那些特立独行或富有争议的先驱人士带来的影响，我试图让人们了解这些先驱都有哪些作为，并诠释这些举措在当下有着什么样的价值。我对待历史的方式是让过去的东西焕发新生，并试着理解为什么过去能对当下有所启发。

想一想那些有过恢弘巨作的人们，比如 Marion Stokes，他持续 30 年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记录所有电视内容 —— 这种对创作体量的疯狂追求容易让人掉入“越大越好”的陷阱。而事实上，当人们扩张想法和规模时，就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诸多限制。我倒是很好奇，写作报道时尚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在时尚领域，商品和创造力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创意生活中的矛盾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创作生产，而不是被动回应，这也是我作为电影人的创作态度。我已经不想再拍那些无法激起我情感共鸣的东西了。在创作影片的过程中，我往往会把一部电影看上一百多遍。但每次放映其中的一个剪辑版本时，我都会尽量调整好情绪，确保自己会看哭或者看笑。如果我自己都没法感受到那些情绪，又怎么能把作品中的情感体验传递给观众呢？如果我自己都对主题不够着迷和热爱，又为什么要让别人来看我的电影呢？我真的只能拍自己有共鸣的项目，而且我也为此特地发展出一套能持续保持创造力的方法。

全都是靠研究。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能更好地面对意料之外的情况，成果或许会更好。每次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新的想法，我都挺惊讶的。我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我以后还会对什么主题感到如此兴奋吗？”慢慢地，我培养出了创作自信，知道并没有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创作是一辈子的事。你要能抓住那些让你兴奋的东西，就像寻宝一样。

迄今为止，我找到的所有素材都来源于网络或是同行的社交圈。在我开始制作关于 Marion Stokes 的那部影片前，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转发一篇关于她的博客文章。这个把一天 24 小时的电视节目都录制下来并且录了 30 年的人，到底为什么让人着迷？对于我的处女作《野性的结合》来说，这种关系就更明显了。起初是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个人总是听着自己的音乐混音磁带，来回乘坐往返于斯坦顿岛的渡轮。我记得自己在听到他的音乐时心想：“这就是我在乎的东西。”当我被某样东西深深吸引时，我不仅会想让这样的东西短暂地进入我的生活，而是希望其能成为我自身的一部分。随着一部部影片的完成，我生命体验的深度也随之丰富。

而且他没有能力把事情做完，也不愿意宣传自己在做的事。对他来说，过程可能比结果更有意义，尽管我并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凡是创作了那么多作品的人都是想要受到认可与关注。我不认为有哪位艺术家希望在死后才获得赏识。有许多女性艺术家一直坚持创作，但她们直到八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有人问津。而且，文化产业的人们还觉得是自己发掘了她们的才华。我并不想当那种只关注寂寂无名的艺术家的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没能获得认可，我感兴趣的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把人边缘化。我影片中所关注的很多艺术家们都因为艾滋病而去世，分析艾滋病背后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很重要。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因素让这些人噤声的。

或是确保这段历史不被遗忘，保证这些事不会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历史而抛弃。丢弃和遗忘是消费主义的一部分，消费主义世界不存在长久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人，我希望作品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会从集体记忆中逐渐淡忘消失。

我在更年轻些的时候总是潦草对待自己的创意。比如说，我本来以为《野性的结合》会是个短片。不过，现在我已经能很快地明确创意的呈现形式。我真的很喜欢在长片项目之间做一些短片，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做一些小体量的东西。

我读了 Olivia Laing 的新书手稿，她在书里提到了 Louise Hay 这位有争议的励志导师。她告诉男同志们通过自爱可以“治愈”（艾滋病）。我发现 Louise Hay 也是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的电影《安然无恙》（Safe）的灵感来源，所以我很感兴趣。我找到了一部关于“用爱疗愈”的纪录片录像带，讲的是她如何为患有艾滋病的男性疗愈的集会。这些素材太让我着迷了，我觉得它们对我们当下的现状特别有意义。于是我就在 eBay 上买了一大堆 Louise Hay 的录像带，然后转制成数字版。我做了一些尝试，把其中一些内容拼接在一起，就成一部电影。我经常在想“更大就是更好”这件事，但不断地把项目体量减小也非常重要。

我的大部分短片都有着类似的结构：电影有一个讲述故事的旁白和一个讨论的主题。《疗愈之旅》中只有一个主讲人，主要是通过切换一些小的词语和镜头来调整对 Louise Hay 的刻画。她说的很多话在当时都对人们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但她说的内容也是有伤害性的，但那是因为她并不知道其中的危害。这和我们在新冠疫情扩散初期所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人们在没有明确可靠的信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想要克服恐惧找到希望的心情特别感同身受。区分艾滋病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很重要。因为艾滋病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它所带来的痛苦只影响到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而在这个群体中，有色人种和静脉注射使用毒品的人则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不仅如此，他们此后还感受到了人们对性的恐慌和政府的彻底无视。我始终认为，人群中存在着一种共通的集体性恐惧，大家纷纷试图通过或有益或有害的策略去掌控这样的恐惧。




我特别相信事物的两面性：既有希望和理想主义，也有悲伤或是危机无法避免时的辛酸，除此之外，尽管损害业已造成，却并非不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