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y Horyn：
打开门，
就见山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想成为记者，因此，我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也比较简单。我的父亲曾是一名记者，他也很擅长写作，我至今都存有一些他文章的剪报。我的记者生涯始于《弗吉尼亚向导报》，当时旁边坐着的是时尚作家 Cammy Sessa。一天，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一家底特律的报纸正在招一名时尚写手：“擅长报道、写作，不需要时尚相关经验。”我都没怎么打扮就跑去应聘了，当时完全没有概念，可能现在也还是没有。不过，那时候有许多了不起的零售商，我受益良多。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990 年夏天，之后去了《华盛顿邮报》，自那时起，我才真正得以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几年以后，我遇到了 Graydon Carter，受到邀约去和他一起工作。接着，1997 年时，《纽约时报》打来电话，Amy Spindler 是他们的时尚评论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以前在米兰的时装展间隙会一起拼车，我一直觉得她气场很强。她当时想要尝试不一样的写作，而我刚好也想去《纽约时报》。

我的周围都是良师益友。我父亲给过我的最好的建议是：应该把写出来的东西都删减掉一半。他倒也不是觉得所有东西都写得太长，而是觉得通过这种锻炼，写的内容会更加言简意赅。我觉得我一直很注意这一点 —— 如何开门见山，如何起承转合。

数字媒体时代中，人们不再斟字酌句。我是在 2005 年开设“T 台之上”这个博客的，当时还在《纽约时报》工作，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如何打理这个博客。我很快便拥有了固定的读者群，大概有三四十个我认得出名字的固定读者。要跟上大家对话的节奏挺有挑战性的。我记得有一天在家里，有人问起我设计师 Azzedine Alaïa 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我立即写了 1500 字，文如泉涌。人们其实很喜欢这种兴之所至写下的文字。

我要是回顾以前写的东西，肯定会觉得：“我在写设计师 Ungaro 时竟然写得那么细致？”在那个年代，写作者设想自己是为一群忠实又懂行的读者写作。数字媒体当道以来 —— 然后又出现了社交媒体 ——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于沉浸在这种全新的氛围之中。我会发起反抗，重新开始探讨服饰的构造。一个人要是长时间钻研同一个主题，势必会反反复复。任何长时间阅读我文章的人都会看出前后的矛盾之处，不过，我觉得人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时尚的核心就是变化，是渴望摆脱沉闷的欲望；写作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个中原因有很多。年轻一代的设计师中，很少能见到像上个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初的设计师那样的创造力。大家都更看重履历以及在大品牌旗下工作的经验，冒险精神被放到了一边。受众也随之缺乏冒险意识。我们身处一个人人都想放轻松的时代。大家都只想要特定的几款运动鞋或手袋。然而，如果设计师不愿意冒风险，也就没有零售商让顾客了解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产品，杂志也就不会向读者描述这一类设计，整个效应链便随之瓦解。

我当然相信有一个进化周期，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时尚的历史也就 700 年。这个问题其实要用长远的眼光看，毕竟，主宰时尚潮流的往往是一小拨人。“老佛爷”（Karl Lagerfeld）曾经对我说：“每十年间，只需要冒出两三个人，就能带来变化。”我们现在没有敢于冒险的人，也许以后会有，五十年以后吧。

其实挺有意思的，在经济衰退时期，每个人都很紧张。这与社交媒体出现的时间刚好重合。我记得自己在跟法国开云集团董事长 François-Henri Pinault 聊天时，曾建议他为自己旗下的每个品牌分别开设一个博客。他的反应是：“有这个必要吗？”现在回头去看，其实都照办了，不过不是博客，而是 Instagram 账号，而且并没有特别尽心尽力。

我并不想创业，但我喜欢创想，喜欢构想关于他人的发展，这就是我与 Pinault 交谈的原因。我记得自己曾经对 Tom Ford 说，他应该拍一些简朴、快活的软色情电影，将所有产品都嵌入一个有着著名编剧兼导演 Billy Wilder 式诙谐对话的故事之中。我基本上是在告诉他们如何绕过媒体。

身为作家，自然能潜心钻研某一个领域。艺术家与评论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且往往相互敌对。我觉得评论家通常都对创造过程感到好奇，但时尚业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了不起的时装设计师都有专门打理生意的合作伙伴：把两个世界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有需要如此兼顾的业务。

而身为记者，我觉得自己总是得兼顾两种身份。我为《邮报》写作时可以直接去设计师的办公室拜访。我会直接去见 Oscar de la Renta 或者 Bill Blass，现在想来，这像做梦一样。很多时候，与其和设计师谈话，我更希望和他们的商业伙伴交谈，因为我总是能学到很多生意方面的知识，有时甚至比时尚方面学到的更多。我有时会直接写一篇报道，有时则写一篇评论，不过我对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了解。

说实话，Haley，我一直希望自己知道更多时尚界的历史。如果能知道十八世纪曾经发生了什么，会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帮助。现在一切都没那么自然而发了，向我们敞开的大门也没以往多了。Karl 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后一个会对一波记者敞开大门的人。现在什么都得预约，公关要求在场，发言的原声摘要全部准备就绪。我并不是想贬低这些设计师，因为我知道确实有太多人在索要他们的时间，不过，如今这种形式确实多了不少产业化的痕迹。

既困惑又好笑。我记得，比如说，Armani 把我列入黑名单后，我走进 Gucci 的秀场，所有记者都立即来采访我。我当时自己都还不知道呢。

我认为他们有时候是在小题大做。某些设计师就是喜欢发泄不满，我宁愿他们当着我的面直接表达。Oscar 就是如此，Donatella Versace 也是 —— 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还有一些设计师会打电话给我大呼小叫，但第二天，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是非常友好。他们依然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时装秀。我敢当面对他们说的话，才敢写在报纸上。我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

“时尚评论家”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时尚作者则不。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时尚作者，到了二十世纪，与之有关的编辑拥有了呼风唤雨的权力。我觉得这种传统由来已久，设计师的愿景要靠时尚编辑展现给世界。英语世界的评论家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在我看来，曾为《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美国散文家兼时尚作家 Kennedy Fraser 树立了评论家的模范形象，他的幽默感、语言及经验都出类拔萃。可是，时尚作家在当时并没有被视为评论家，Amy Spindler 才是头一个，是她让“时尚评论”得到外界的认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尚评论类的文章多了起来。我们应该都有同感：想就社会现象学的角度分析这个行业，并且径直进行回顾。

确实如此。Amy 是如此据理力争，她十分讨厌人们对她撒谎，尤其是那些时尚界的高管。我知道自己曾经对如此多的人发出过针砭，好看的评论往往是在你讨厌或者喜欢某个时装系列时才会出现，对吧？因此，我们会在写作时注入满腔热情与精力，希望以此向读者展现我们有多在乎这些主题。我想，如果缺乏创作热情，而且不再有人设计出具有挑战性的奇怪作品，我们也就没有太多能与之争辩的对象了。也许这才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也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会有人对法国时装设计师 Courrèges 的作品说：“真是无与伦比。”然后 Chanel 的粉丝会表示：“你疯了吗？”我在考虑的是，我们的标准应当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这能带来变化吗？

把写出来的东西都删减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