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崩溃，发型不可以

然而现实是，我知道自己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做不了。我害怕肆虐的 COVID-19 病毒，我即便到了三十岁，依然深受“好姑娘”的迂腐思想影响，寸步难行。我深陷自身的痛苦之中，无力抗拒现实，同时又不好意思流露对父亲的深切思念，不敢惊动任何人。于是，我转而开始对一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浮想联翩。美发店就是众多美好事物之一：我能上美发店用蜜蜡脱去浓密的眉毛周围的杂毛，也能给破损的指甲做一番护理。我的家人深信做人方方面面都要足够体面，他们也认为，花时间打理外在形象无可厚非。

话说回来，我最想做的是编发辫。我想未经预约便踏上 125 街的台阶，按下门铃，等候至少十来分钟，然后拾级来到平凡无奇的二楼，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进入一个闷热且易燃的房间。我不过是想在这个拥挤空间的任何一个角落坐上四到十个钟头。而当时，这一切都是白日做梦：我身在 500 英里之外，美发店也已经关门。（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当时距离葬礼还有两天，密歇根州的数百名白人在州议会大厦前为反对封城而展开“理发行动”，我就是在这种时候深陷在了关于美发店的遐想之中。）

去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编着辫子，发辫随着我的身姿摇摆，仿佛是我如影随形的私人队伍。（编发辫这件事对我来说其实很新鲜。2011 年大学毕业后，我都是一头短发，不过，自从在 2019 年经历过同志线上约会的各种体验，我接纳了自己内心丰富的女性化特质。）五月，春季学期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掏出一张“日日”蕾哈娜（Rihanna）在巴巴多斯参加牙买加雷鬼歌手 Buju Banton 演唱会的照片给发辫师看，希望以此作为参考。照片上的“日日”满头又粗又大的发辫，身上则穿着一身黄灰相间的棋盘格服装。在另一张她与 Buju 的合影中，一根桀骜不逊的发辫从额前一直垂到下巴下面，遮住了她的面孔，看起来恍如一条即将发起攻击的毒蛇。六月时，势不可挡的多伦多猛龙职业篮球队拿下 NBA 总冠军。我用一头紧贴头皮的发辫向篮球队员 Kawhi Leonard 致敬，发际边缘的纹路如旋涡一般盘旋。

等到七月，我希望能用外表更加直接地表达我炙热难耐的内心，因此耗费多时，做了一头细密的发辫。我的发型师还以高超的技艺将淡金色的假发与我满头的黑发编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双色冰淇淋甜筒一样。我喜欢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戏剧化场面，尤其是人们心跳漏掉一拍时的哑然神态。一名白人男子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向我表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发型”。八月，酷热难耐，我为了方便旅行 —— 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与牙买加 —— 去掉了容易遮住面孔的假发，转而辫起一头红褐色的玉米辫。简洁清爽，不是吗？到头来，我其实更希望将脸遮住，于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用一块斑马纹的大方巾遮掩面孔。到了九月，开学了，大概是因为我在秋季学期不用授课，因此希望自己有个“教师范儿”的造型，于是，我搞了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风格的齐肩波波头。连我母亲都点头称赞。

去年夏天，我就这样变着花样编各式发辫。今年夏天，我的头发十年来从没有这么长过，我也不再精心打理。疫情期间，各种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堪重负，眼看就要崩坏。大家戴着玫瑰色滤镜看待社群，对于经济每况愈下以及政府无能的形势下，各方抢夺资源的矛盾视而不见。（众所周知，黑人男性特别喜欢把理发店视作神圣的男性交流场所，就好像异性恋父权制下充斥的欲望需要进行祷告仪式一样。）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一度对传统理发店的仪式感及地位造成威胁：不断延长的工作时间、对于搬迁的抗拒、有关客人的各种流言、层出不穷的新潮发型、新式美发店中越来越周到的服务项目、雅皮士的强势崛起，以及集体性的沉默。

濒临崩溃时，我至少希望能有完美的发型。我想，我所希望的不过是有个做梦的由头，借此从家人之间走开，透一口气，并且以一种不动声色又合情合理的简单交易方式，用金钱换取承诺，将自己交由他人打理片刻。我想要体验日常不经意的琐碎时刻。我想要与陌生人共处一室，分享漠然的片刻时光。我想要从生活中抽离一会儿。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我对编发辫的商店产生了一种不带批判甚至矫揉造作的浪漫怀旧遐想，恐怕确实如此：去年夏天的某个时刻，我身在如今充满渴望的那个地方，却拼了命想要离开，简直想在发辫全部编完之前就走出去。我能够忍受生理上的莫大不适感，但当时，一个聪明却精神涣散的成年女子由于头皮疼痛而在我面前哭了起来，面对外界加诸其身的羞耻感与自身的脆弱，她感到不知所措。我最终设法压制住了突如其来的焦虑不安。我没有逃走，而是在黑暗中边摸索边向前行，一如我坚守在父亲身旁，一如我坚持参加完葬礼。一旦坚持下来，我便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Tiana Reid 是一位作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生活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