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村的骄傲派对

我的经济状况显然不太稳定，难以打动大多数抵押贷款机构。这种时候，只能暗自祈求上帝。我其实对“至高的主宰”是否存在都存疑，不过，我还是向他/她/它保证，要是我奇迹般地如愿买下这套公寓，就会每年举办“骄傲派对”。房产经纪人最后终于在北达科他州找到一家愿意贷款给我的银行。从此之后，尽管我办派对并非十全十美，我到底还是没有食言。

在新家举办的第一个骄傲派对上，我准备了后来成为招牌的非自助餐点：我把笔记本电脑从平时写作的桌子上挪走，铺开一桌薯片、M&M 巧克力豆……差不多就这些。我担心自己的宝贵收藏会遭殃，因此定下“无酒精”的规矩，以便更好地保护我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古董。（这对参加派对的人来说要求过于苛刻 ——“要不，干脆别说是派对了？”我的朋友兼同志活动家兼专栏作家 Michael Musto 对此嗤之以鼻，因此，我还是把这项严厉的法令给撤销了。）现在，白葡萄酒、香槟甚至啤酒，只要是无色酒精饮料，我都放过一马。

随着时间推移，我的派对和游行一样，无论是规模还是知名度都与日俱增。1970 年时，有勇气参加首次骄傲游行的 LGBT 人群不过几千人，他们要么不具备公民权利，要么被视作罪犯或精神病患者，要么两者兼备。而如今，似乎每一家跨国企业、每一家巨头银行、每一所大学乃至每一个工会都会赞助一辆游行彩车。还有无数政客与女同性恋摩托车俱乐部 Dykes on Bikes、反主流文化人群 Radical Faeries 以及石墙起义幸存者并肩参与游行，看起来略显势单力薄，却一往无前。

我的款待盛会也起了变化，一开始只是一帮熟人聚会数小时，到后来，五十五平米的屋子里，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人，最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五十人。今年，骄傲游行五十年以来第一次取消，我家的派对也因此泡汤。

骄傲游行乃至这个街区，与我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十几岁时，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格林威治村的狭窄街道。这里俨然曼哈顿中的桃花源，蕴含的某种特质隐隐吸引着我，与我产生共鸣。在格林威治村，理应平行的西四街与西十街竟然有个交汇路口，这与此地古灵精怪的气质相得益彰，俨然是地图上的一种隐喻。我们当时住在长岛郊区，那儿的道路笔直，名字也单调乏味，与格林威治村简直有天壤之别。

早在搬到这儿来以前，我便迷上了格林威治村人尽皆知的深具波西米亚风情的过往。我想成为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或者约翰·斯隆（John Sloan）这样的人。1917 年时，他们率领一批艺术家登上华盛顿广场的拱门，在喝到醉醺醺之后，宣布格林威治村就此成为“自由且独立的华盛顿广场共和国”。

我青少年时期特别忧郁，深信自己与身边的人相比，更加迷惘、困惑，也更加不快乐。我之所以热爱格林威治村，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各地的叛逆人士都聚集到了此地，不管是画家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ack）、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还是著名政治人物兼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都曾经在这方天地找到了归属。我期望，终有一天，这个自成一派的波西米亚角落会张开双臂迎接一位来自纽约州小村庄马萨皮夸（Massapequa）的姑娘。

等到 1990 年我搬进这套公寓时，广场周围已经没有敲打着邦戈鼓的“披头族”的身影了，而过去这些人临时借住的只有冷水的屋子，如今却装点着维京牌（Viking）炉灶与东陶牌（Toto）马桶这样的顶级产品。不过，在我自欺欺人的想象中，这片街区自始至终都是一无所有之人的避风港。大约在一年前的某一天深夜，我在附近的杂货店购物时，因为身上怪异的装扮而遭到一群孩子的嘲笑（我在长岛生活时就已经喜欢上了奇装异服）。“他们怎么能在这里当众取笑我。”我对 Musto 喊冤，“这里可是‘村子’啊！”他回答说：“什么村子？你在说什么呀？现在已经不是 1960 年了。”

好吧，也许确实今非昔比。但这个街区依旧是理想主义者与直接行动派的天堂。就在我写下这句话的当口，从公园走过的一群人正高声呼喊着“黑人跨性别主义者命亦攸关（Black trans lives matter）。”

2019 年时，距离“石墙起义”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在我公寓中聚集的人数，也已经远远超过我在痛苦的高中年代的想象。既然如此，墙上的古董画被人碰落又有何妨？这几十年间，我的社交圈与工作圈日益壮大，我感觉自己认识的人都到齐了 —— 旧时不和也早已成为往事（这可是骄傲游行啊！就像是犹太人的赎罪日，鸡毛蒜皮的纠纷都应当一笔勾销！）游行持续了很长时间，临近午夜，在最后一位客人告辞数小时后，即便我身处十六层公寓，依然能听到有人在街上吟唱、欢呼。

唉，话说回来，眼下这个季节开派对还是过于冒险，即便伙伴们都戴上彩虹色口罩也无济于事。但我可不会轻易放弃：我想号召大家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相会。我会带上香槟、Party Store 买来的塑料笛子以及分装的零食；我会铺开毯子，在贾德森纪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Church）—— 一个以投身社会正义事业为傲的教会 —— 的影子中竖起一面巨大的彩虹旗。这也许跟在我摇摇欲坠的老公寓里一边吃软趴趴的薯片一边眺望窗外的庆祝活动是两回事，可这毕竟是 2020 年，生活再动荡叵测，人心再惶恐不安，我们还是要变着法子庆祝。

Lynn Yaege，《Vogue》特约编辑，撰写时尚、文化、政治相关文章已经二十余年，作品散见于《New York Times》《WSG Magazine》《Architectural Digest》《Travel & Leisure》及《Departures》等媒体。闲暇时，她经常出没于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场搜罗宝贝。她如今居住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市中心，公寓里满是淘来的各种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