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il Saval：「非主流」政客的诞生

当我们看待政治人物时，把对方的个人喜好与政治信仰混为一谈很难得出什么有意义的见解。想想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 Spotify 歌单，或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试图迎合流行文化，以毫无吸引力的“口袋妖怪去投票”（Pokemon-Go-to-the-polls）标语鼓励年轻选民投票却惨遭失败。如果有人说这类举措过于牵强，那显然是在委婉地回避谈论这些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试图展现人性化一面时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家们纷纷尝试展现真我，这恰恰反映出，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人们对政治领域的想象有多狭隘。

因此，当我们与 Saval 聊着天，看见他轻轻地将几乎簇新的 iPhone 11 搁在亚麻布毯子上时，很难无视这个悄无声息跃入眼帘的钢化玻璃包裹下的隐喻。当时正值七月，Saval 刚刚在前一个月赢得初选，我们与他约在费城南部一座静谧的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大约在一年以前，Saval 仔细考察了一番自身 —— 乃至这个世界 —— 与苹果首席设计官 Johnny Ives 创造的当代奇迹之间的关系。他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写道，iPhone 蕴含着“邪恶之美”，其自然而然产生的吸引力能使人在谈话与用餐间隙陷入半昏迷状态。

当我问起 Saval 与这件物品的关系自文章发表以来是否有所改善，他一边摆弄手机一边笑着说：“挺糟糕的。我是说，如果我只用它来收发邮件，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Saval 不在手机上刷 Twitter。“我打开应用程序一看，‘Tweet’（小鸟叫）？”什么乱七八糟的，Saval 说，他于是删掉了手机上的 Twitter。他也不用手机看新闻。至于短信，尽管他偶尔会发，却好像不太情愿，因为当我给他发去短信后，他是直接打电话来与我安排会面的。Saval 可能也是地球上的千禧一代中为数不多的喜欢用 T9 键盘发送短信的人之一，换句话说，这一类人享受用九个数字按键的键盘敲出信息的复古式体验。Saval 向我说起自己如何擅长此道，随后琢磨起这项才能：“这值得在宣传中写上一笔吗？”

在我们相处的两小时里，Saval 以十分放松的姿态坐在离我数英尺远的地方。他的一头黑发有着疫情期间广为流行的蓬乱发型，脸上戴着方方正正的棕色眼镜，蒙着自制版棉布口罩。他身穿黑色亚麻裤子，脚上穿着一脚蹬，看起来与其说是等待走马上任的准州参议员 —— 严格来说，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 更像是一位年轻的父亲。Saval 白天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为十一月的选举做准备，而他的妻子 Shannon 则在费城历史保护委员会有一份全职工作。六月初，Saval 与妻子一同参加了一场市级规模的游行，为 George Floyd 谋杀案发起抗议，他当时才察觉，这是自己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年幼的儿子分开。

Saval 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双亲来自印度城市班加罗尔（Bandalore），也就是说，他即将成为首位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州级别公职的南亚裔美国人。Saval 最近还出现在一段抗议游行视频里，他在费城布罗德街（Broad Street）向人群发表演讲，身上穿着一件下摆低垂的棉质印度传统长版上衣 Kurta。他戴着口罩谴责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与帝国主义这对孪生恶魔，浓重的加州口音掩盖住了略显紧张的语调。

Saval 依然很难相信自己真的就要成为州参议员（除非相关的文书工作遇到毁灭性的差错，他开玩笑说），他并没有对未来多做他想，而是始终坚持自己 2011 年搬到费城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 关于地方组织化的各种实事 —— 并以此继续展开对政治领域的各种畅想。他是“收复费城”（Reclaim Philadelphia）的联合创始人，该进步派政治机构成立于 2016 年，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首次总统竞选工作中担任过志愿者。费城极力主张变革的地方检察官 Larry Krasner 最早便是在该组织的选派之下参与竞选的。他成功当选后，社会各界便将 Saval 及“收复费城”视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参与 Saval 竞选活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来自“收复费城”，随着十一月的邻近，他计划着动员整个组织，这既是为了筹集资金，也便于为身在宾州竞争更加激烈的选区的民主党候选人拉票，除此之外，更是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真正）至关重要的一场总统选举中，为乔·拜登（Joe Biden）拿下向来“摇摆不定”的宾州尽一份力。

就目前而言，Saval 的思维中已经逐渐形成一道绵延的边界，将自己身为候选人的工作，与自己在美国危机不断的当下身为即将上任的官员的新职责区分了开来。他向我透露，与其说对全新的领域感到不知所措或胆怯，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挑战。“我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政治运动，激进，各个族裔通力参与，人群中年轻人占多数，而其主张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根基。”他说道，“真是激动人心。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哦，我即将担任民选官员，可不能辜负这些人此刻付出的努力。’”

Saval 最值得一提的才能，是他与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物品与建筑之间建立起来的重要关系。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念本科时，他在密友的撺掇下开始探索都市研究领域，还为此在纽约布鲁克林的《n+1》杂志上以巨大篇幅展开深入探讨，并最终成了这份刊物的联合编辑。在《n+1》工作期间，Saval 还在纽约多家出版社做过各种编辑助理的工作，但赚得的微薄薪水却连最基本的开销都无法维持。他在出版社试图团结同事组建工会未果，之后便断然与出版业作别，在 2007 年前往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Franco Moretti。

在当时，大家每天都能听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报道很快让人对美军的胜利感到疲劳。Saval 开始潜心阅读，沉浸在黑人解放主义人士的事迹、越南战争的历史以及第三世界主义的各类文学作品之中。没过多久，他便获悉，双亲经营比萨店失败，不得不卖掉房子搬回印度，成为经济大衰退的又一例受害个案。他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莫大的流离失所感。“种种遭遇，外加我自己也付不起房租，都让我感到孤苦无依。”他说道，“我开始阅读与左翼有关的历史书籍，想要搞明白如何当一名组织者。我读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 Harry Braverman 撰写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其中主要阐述的就是劳动在 20 世纪不断异化与退化的过程。我在其中也看到了自己的遭遇，受益匪浅。”

Saval 在这本书的影响之下，结合自己当白领时受到剥削的经历，写下处女作 —— 一本美国当代工作场所的编年史。该书最终得名《格子间：工作场所不为人知的历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并于 2014 年问世，甫一出版便广受赞誉，被评价为有关工作的“重要探索”。对于 Saval 来说，格子间的故事具有明确的寓意：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交织而成的故事中，蕴含着各种失败的设计与错误的推理，其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带有剥削性的欲望的主宰。资本主义极尽所能塑造着我们的社会，为提高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贫困，千百万人因此深陷于贫苦生活的桎梏之中。

“我本来想写一本有关劳动与白领工作历史的书，结果却变成了有关构思如何解决问题 —— 究其根本而言，就是劳动问题 —— 的历史。”Saval 对我说，“无论是建筑还是室内设计，构思与工作，乃至构思与资本主义之间都有关联。这也成了思考过程中最令我兴奋的主题。”

《格子间》的成功让 Saval 成了《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与《T Magazine》的特约撰稿人，他近期便在后一本刊物上对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概念化设计做了专题介绍。（Saval 在 2019 年末完成了这篇文章，没过几天，便宣布自己将参与竞选州参议员。）即便是现在，Saval 依然对写作充满热情。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第二本书的头几个章节，书名暂定为“一切皆建筑”，他将通过设计师 Ray Eames 与 Charles Eames 夫妇、Buckminster Fuller 以及 Ettore Sottsass 的故事，讲述当代设计的历史。

如今，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级行政部门与大小权力中心已被肆无忌惮的法西斯主义占据，然而这个国家的其他角落却迎来了一场政治变革的浪潮。Alexandria Ocasio-Cortez 于 2018 年从纽约布朗克斯（Bronx）的酒保一跃成为美国最受瞩目的政界人物，其他“新左派”候选人也开始将各自非正统的出身视为自己当选的核心因素。这些人和你我没有什么不同，都遭受着数十年来经济不平等的煎熬。他们也背负着学生贷款，每天要面对不堪的基础设施与岌岌可危的社会安全网络，并且因为自身的种族、族裔、性别与性取向遭受歧视与暴行。他们的父母也失去了曾经作为家的房屋，经济上每况愈下。凡此种种都是受生活环境所迫，而这种大环境，正是这个社会将经年累月搭建而起的条条框框作为根基，把无情的资本主义当作蓝图一手缔造而成的。

众多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人士与进步派候选人纷纷当选，这其中，Saval 的胜利无疑是最清晰的信号之一，人们也因此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有了更多想象空间。当今的政治体系充斥着富有的律师与商人，这些人的成功当选证明了人们愿意把未来押在充满可能性的新人身上。社会体制与现状并非永恒不变，万事都有变化的可能。当竞争对手在选举中以当今已然毫无新意的“社会主义人士”标签刺激选民未果时，我们便有所察觉，这种转变已然发生。Saval 就向我说起过与之有关的一桩轶事，他听说有竞选对手正在尝试一种负面的攻击路线，想要抨击 Saval“在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主题的杂志当编辑”。不过，对手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而他所在选区的选民对这样的说法也丝毫不以为意。

“我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太乐观，”Saval 说，“我的思想确实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其历史而言，理应乐观才对。”他表示，直到 2016 年伯尼·桑德斯竞选总统，他才逐渐感到更为乐观。（桑德斯在初选开始的数周之前，出人意料地为 Saval 背书。）身为一名文化批评家，Saval 对于乐观精神也有着审慎的判断，并没有单纯地将其视为一种情绪。在他看来，乐观是一种逐渐累积而成的微妙的希望，这种精神在有关“蓝色浪潮”（即美国民主党在 2018 年中期选举中的大规模胜利）或民调数据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其昭告了政治领域将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不再受到候选资格、出身背景等各种刻板概念的严格约束。

对于政治的关注让 Saval 得以更自由地沉浸在自己对社会环境的探索之中。正因为这种热爱，他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明确，对未来的构想也更加清晰。这是一种个人解放的典范。良性的政治环境催生出更加优秀的文化环境，而后者也能相应地使前者越发具有进步意义。通过动员群众与赢得选举，Saval 将致力于打造这样的未来：人们将有权享受买得起的房屋、不再依赖化石燃料的免费基础设施或免费的医疗保健，并能借此充分拥有各自追求 ——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 —— 幸福的权利。对于 Saval 来说，他的追求就是为各类优质杂志撰写自己感兴趣的文化细节。“我只希望能生活在一个依然重视这些细节的世界之中，”他说，“在理想的世界里，人们应当拥有创造文化的自由，不管这些文化糟糕与否，都有存在的理由。如果连这点自由都没有，那确实会让人感到失落，还会不禁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奋斗呢？”

Nathan Taylor Pemberton 是一位作家兼编辑，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现居纽约布鲁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