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Natasha Stagg
一起失焦

思考用什么广告语是介于“直接呼应相关话题”和“试图保持相关”之间的一种奇怪平衡，所以文案写作会让人觉得像写诗一般难以找到准确的表达。然而每当一些令人避无可避、无处不在的话题成为一种新的意义指向时，这种写作就会变得更加艰难。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其相关含义，文字可以听上去积极向上，也可能显得失落悲观。而且如今，没有什么文字听上去如数月之前一般自信而笃定。

跟朋友和熟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沉重。这场危机太复杂，波及的范围太广。我不觉得避而不谈能就让人得以喘息——就好像我们还能继续轻松聊天似的。但其他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问题在于，我在抱怨、发牢骚，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又要问，为什么我应该知道答案呢？

正如前几天 NPR 电台里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大部分的主意都挺糟糕。那感觉，就像是我正置身于一个异托邦故事中，而其中的一些角色选择了不去质疑它。我听到有人把它描述成集体焦虑的有形终点、一场叵测灾难的边缘、一场冷战。我得承认，如今每当播音记者 Amy Goodman 说她正从危机的疫情中心纽约市发来报道时，我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我思考着可能会消失的物理空间。我跟我男朋友是在一场大汗淋漓的地下室派对上认识的。但我最开心的时候，还要数跟他一起坐飞机；和朋友们一起坐船；或是独自在旅馆房间的呆着的时候。如今，一切都在以难以置信地速度迅猛地发展着，就像黑压压地积郁了好多年的天空突如其来地下起一场暴风骤雨。然而，人们仍然对新的快节奏生活感到无聊，因为这是在我们每个人身陷隔离时发生的（如果我们都能有条件自我隔离的话）。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人并不想看到每小时更新的灾难报道。我跟这些人真的没有共同语言。

当我开始想象疫情带来的终极讽刺，我们现任总统的功绩可能会是：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带薪病假，碳排放量下降，学生贷款减免，或是更高的最低收入——而不是更强劲的经济。我听到他介绍另一组首席执行官们来引领这场“战疫”，好让美国变得彻底企业化；接着我又读到了一篇关于环境保护法案被悄悄地撤回的报道。纽约的民主党初选已经让人觉得遥遥无期，而如今又被延期了。

我，作为一名有着虚构小说研究生学历的文案写手，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而且也本应该如此。我能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扯淡。制度已经被操纵。金钱不是真实的。自我关爱不是医疗保健。尽管对有些人来说，最大程度地“待在家里”是有帮助的。但对于那些曾经有着正当理由尽可能远离家的人来说，却非常恼人。

我们的政府和大部分民众其实都不关心我所住区域附近空荡荡的小酒吧和电影院，甚至是其中已失业的员工。我作为自由职业作者的工作（至少眼下看来）居然比他们的工作那更稳定，这让人感觉颇有问题。麦当娜泡在花瓣浴的浴缸里，称在这场新冠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迄今为止，它却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区隔。

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除了学校之外，我并没有家可回。而现在，学校的宿舍却都关闭了。我不知道如果现在这样的状况发生在当时，我要怎么办。我大概最终会想到一些办法，但我也一定会试图让世界知道那有多不公平，或许余生都会不懈地致力于此。那时候的我还会被认为是“必要”行业从业人员，因为那时我在一家店里当收银员。我还有那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戴着帽子和手套（因为那家店里总是非常冷）；或是朝想让我帮他们把整箱红酒搬到汽车后备箱里的男人们皱眉。

当那份工作结束的时候，我很怀念它——那些日子里，我穿着短裙爬梯，伸手够放在顶层货架上放酒的木货架，还有闻起来一股烟头浸泡在空酒瓶里味道的空瓶回收柜台。我记得那段时光是我最自信的时候，尽管我那时我常常抱怨，自己需要通过为更富裕的校友们工作边打工边上完大学。多年前，为了给建造更多的宿舍腾挪空间，我念书时的学院关闭了，但即便不是因为当时的原因，到如今也只怕也是要关门。这绝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不知怎的，我并不觉得我们会见证什么全新的开始。

Natasha Stagg 著有《调查问卷》(Surveys)（2016 年出版）和《无袖：时尚、图像、媒体、2011-2019 年的纽约》（Sleeveless: Fashion, Image, Media, New York 2011–2019）（2019 年出版），两者均由 Semiotext(e) 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