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意总监 Mike Meiré 来说，没什么是神圣不可触碰的

都有吧。这种游戏只能在真正经典的作品上才能玩得起来，因为它允许你在认知层面发挥。那时我曾经问自己：当下的时代思潮是什么？当时的氛围是“拥抱错误”。所以我就拿起了凳子，给每条腿都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这样它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我的做法要么是从智性层面出发，要么就是完全靠冲动和自发的直觉。我喜欢玩一下“熊彼特”（Schumpeter），这是一个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名字命名的词语：进入一个稳定而习得的系统，并试图打破它，从中发现错误或是植入错误。这挺无政府主义的，但创新会由此而来 。我的配色总是在包豪斯和孟菲斯（Memphis）之间游走，也就是 20 世纪的第二次大型设计革命思潮。

就只有这两个，两个都很无政府主义。孟菲斯是以激情为导向的，但以如今的视角看，包豪斯其实也是如此。那时那个年代，派对和搞怪是家常便饭，而驱动这两个思路的也都是关于“形式”问题的思考。一把孟菲斯椅子的舒适度不会比一把包豪斯椅子的差，但后者在寻求的是新的标准。设计师们当时迫切地想要让高质量的产品变得亲民普及。曾经很多年间，我都对于 Monoblock chair 这种无处不在的、便宜又丑陋的塑料椅子而感到惊叹不已 —— 作为一个对视觉很敏感的人，这玩意儿简直让我不忍直视：像威尼斯这样一个本来相当精致的地方，然后“啪！”地一下，这玩意突然出现在了你面前。有一天，我在街上发现了一把这样的椅子，于是就把它带回了我们的 Factory 事务所，然后用一只艾迪马克笔把所有我觉得跟包豪斯的光辉历史有关的词语都涂写了在上面：Le Corbusier（勒·柯布西耶）、L’esprit nouveau（新精神）、Mies van der Rohe（密斯·凡德罗）、Heroic Modernism（英雄现代主义）。我想给它加上一套重要的美学参考系统，从而平衡它的丑陋。

如何打破成规。我通常在坐德国火车的时候灵感最佳，因为火车上的无线网络实在太差了，一张图片要花上 30 分钟才会龟速地显示在屏幕上，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精彩故障、错误和变形。你能截到很棒的图。

《032c》的创始人和出版人 Joerg Koch 到访科隆的时候，事务所里到处都是装在笼子里的毛绒动物玩具，是我用来做艺术装置的 。Jorge 挺直截了当地就问了：“Mike，你简直比我还疯。你愿意做一期《032c》吗？下一期是关于能量试验的。”我先是把字体和文字设计得不容易阅读。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一本危险的杂志长什么样？我把白色的 logo 变成了黑色。这样看上去更刻薄些。然后我把字体拉长，带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破坏性风暴”。任何字体设计师都绝对不会这么干。于是我成为了“新丑设计风（new ugly）”的先锋人物之一。

不是。我们就觉得这么做可能会看起来很有意思。我总是在寻找当下的符号。

性。这一点我这是从 Peter Saville 那儿学到的。但最终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为《Kid’s Wear》设计了所谓的“流动性身份”，每一期看起来都完全不同。还有《Kunstforum》，我们用一个红色的长条取代了原来的 logo。

没什么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我们为《Garage》设计了一种结合了七种不同字体风格的字体，其中字母的字体都是用软件随机挑选的。极具颠覆性的字体朋克。创始人 Dasha Zhukova 一开始都没看出来，可能因为她是在黑莓手机上看的排版。最后她跟我说，我们的字体很酷。她的目标之一就是为数码时代注入一种富有趣味性和人性化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了第一个用于增强现实的 Garage 手机应用。《Garage》的第七期中，Charlotte Stockdale 拍摄了卡拉·迪瓦伊（Cara Delevingne）、安雅·鲁比克（Anja Rubik）和宾克斯·沃尔顿（Binx Walton）这三位戴着杰夫·昆斯（Jeff Koons）经典兔子耳朵的超模。根据杰夫·昆斯的工作室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用程序编写了他的第一个虚拟艺术作品《Lady Bug》，并以印刷品作为 3D 增强的舞台。在那之后我们又和苹果公司的音响品牌 Beats by Dr. Dre 以及漫威（Marvel）进行了合作，这也是 Vice 买下这本杂志的原因之一。我们的事务所并不靠杂志工作盈利，但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也为其他客户提供了参考案例。

我也挺矛盾的。一方面，传统决定着一个公司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总是提起那些陈腔滥调？越来越多像 Rimowa 和 Burberry 这样的牌子开始抛弃自己从前的身份，并投向后数码时代的扁平化设计。但或许像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t）这样的年轻企业家是对的：谁真的在乎铝质行李箱上的凹槽是怎么来的？什么轻型飞机制造技术？谁还在乎这个？如今看起来经典和珍贵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曾是非常激进的。必须要抛开一些东西才能创造新的经典。如果今天不敢冒险，就不要期待 20 年后有新的经典诞生。

当然不。我为希望而战，我是一个认知设计师。我的老师是 Gerd Gerken。90 年代我在 Brockhaus 工作，他是销售团队的指导。他当时做的讲座之一名为“非卖而卖”（Selling by Nonselling）。真的超酷，我太爱这个家伙了。他比我大 25 岁，非常简洁率直，全身穿着深蓝色的山本耀司 风，口才也非常棒！他在讲座上放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氛围音乐，还点上香薰。他跟销售人员说，他们必须要跟客户建立起秘密共谋的关系，客人需要亲自去发现产品的优点。你只需要在整个过程引导他一下，但不要去推销任何东西。

没错。我跟了他 11 年。他是认知设计的鼻祖，把传统医学和高科技相结合，通过跳舞、呼吸和饮食的仪式，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教义。我们一群人每年都会在德国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一次，其中有原子科学家、癌症患者、创业者等各行各业的人。当时的我对他来说是完美的：27 岁，刚结婚，开保时捷，特别成功。所有人都向我们寻求建议。然后我就想：我能向谁寻求建议呢？作为一名认知设计师，你知道你可以配置自己的“硬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个人福祉？怎样才能在演讲中表现出说服力？答案非常简单：当你走进房间时，你先去碰一些东西，然后你站到一扇窗前面（增强光晕气场）。接着，你的目光扫视整个房间。你之前碰过的东西会提醒你要记得微笑。

我一直都是啊。我 80 年代出道的时候可并不是一位创意总监。

Factory 那边的作品必须具有方法性，我需要能够对每件作品给予解释。而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则是在各种工作的间隙中抽空完成的。有时候我会拿起一坨粘土，然后对自己说：这个雕塑必须得在 15 分钟内完成。当然这也是长期赶截稿日期的结果。其实我可以花很多年来思考和酝酿形式上的东西，但我就是不想那么做。

还是算了吧，这辈子是不可能了。虽然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很棒的作品，但是好与坏最终只能由别人去评定。明天我会去索斯特（Soest）参加一个开幕式，我早期用报纸创作的一件作品和河原温（On Kawara）的一件作品挂在了一起，这还挺酷的。说到底，作品还是要以质量取胜。一个人没有传统的学术背景总是会在艺术世界遭人诟病，但看看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吧，他也是从平面设计师起步的。

有一张老照片，被我用油彩画了出来。画中，裸体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正在对艾琳·格雷（Eileen Gray）海边的屋子进行涂鸦。他当时已经是超级明星建筑师了，而格雷才只设计了 E 1027 这一经典建筑。柯布西耶当时甚至都没有受到格雷的邀请，但他就全裸地站在那儿，只戴着他标志性的眼镜。这简直是对存在之模糊性的完美隐喻，道出其中的智性和本能。他不能允许世界看到这件大师之作，所以必须在上面留下点痕迹，就像标记自己地盘的流浪狗一样。这张照片就像一本古版书，收录了所有我感兴趣的事物：光屁股、直觉、标准、比例、控制、失控。可以说是包豪斯的最佳代表。如今所有人都在收藏艺术，当我看到 Ida Ekblad、Yngve Holen 或是 Anne Imhof 的作品时，我会想到当今时代，想到艺术市场之类的。但勒·柯布西耶这张被画成了油画的照片却不一样。在创作过程中，我总是会一遍遍地回顾这张照片。它现在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艺术作品。艺术在于赋予事物灵魂。即便它只能打动一位观众，也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