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笔下的美国病症

还不错。我现在住在纽黑文，附近搬来了一群乌鸦，只要它们飞来拜访我，那就是有事发生的前兆。在我爸离开我妈之前，这群乌鸦来过。在我照看的女孩们出事前，乌鸦也来过。乌鸦是最有趣的鸟，因为它们的智力相当于五岁小孩，认得出友善的面孔，也会牢牢记住心怀不轨的脸，而且是种有仇必报的动物。如果给它们喂食，它们就会带礼物来送给你。它们给我叼来过死去的雏鸟和小小的内脏。

我可没碰过那些东西。我留在原地，任雨水将其冲走。

我很乐意谈论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说自己疯癫，并不仅仅表示我患有精神疾病，而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本身就会让人产生某种神奇的想法。移民法律向来都希望能依据精神卫生法对“外人”进行管制，从而创造出一种完美的美国人形象，而这样的美国人同时也是完美的工厂劳工。对于无证移民而言，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是如何参与并促成了所谓的美国制造的话术，否则就会害了自己。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必须时刻证明自己多么勤劳刻苦，这其实是把人给企业化了。

给这本书拍摄作者照片是一段难受的经历。当时的我有些不在状态：染的头发已经掉色，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社交关系也疏离了许多。《纽约时报》刊登书评之后，收到了不少人对于这张照片的批评，有来自白人的，也有来自拉丁裔的，他们气愤地表示我的指甲很“垃圾”。我做了婴儿蓝色的美甲，像匕首一样又长又尖，上面还镶有金色的水钻，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照片里的我还穿着人造皮毛大衣，网上的人说：“这姑娘没有合法身份 —— 她上了哈佛、上了耶鲁、接受了时代杂志采访，她的指甲怎么还这么土？”讨厌无证移民的保守派白人讨厌我，拉丁裔也一样，觉得我有损他们的形象。

在出版业，移民作家要有资历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如果我亲自推销自己的书，我就会说：“读一读开头几页，你就知道我不是满嘴瞎话的人。”我还会说，“书里一句也没提到哈佛，一句也没提到耶鲁。”要我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要让别人明白这一点其实特别困难。拉丁裔社群、黑人读者以及其他移民族群对这本书的反响都大同小异，而白人读者则大部分都是另一种反应。

我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经常谈到代际创伤，还有移民与移民后代之间不堪承受的爱，这种爱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义务和愧疚上的，我们成年以后便很难搞清楚自己究竟是爱父母，还是对他们感到愧疚，觉得自己亏欠太多。

许多白人讨厌我的地方在于，他们判定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为电台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写过一篇稿子，内容听起来焦躁、疯疯癫癫。电台主持人 Ira Glass 在编辑那一期的时候告诉我，其中有一段写得有点任性。可不是嘛！于是我说：“那你希望我用什么语气写呢？”他说：“我没法指导你用什么语气 —— 你才是作家。”然后我说：“好吧，那就是任性的语气。”那一期播出以后，白人听众说我折磨我的父母，说我对他们很残酷等等。但这种任性有一部分是我以无证移民作家的身份营造出来的人设，是蕴含政治意义和表演成分的虚张声势。我不喜欢拿弱势群体取乐的人，也不喜欢待人不友善的人，但我觉得搞笑没有关系，怨怼也没有关系。

这一点真的对我造成了创伤。在我们的不少社群中，在外辛苦工作的男性常常遭遇种族歧视，因此他们在家中被视作伟大的牺牲者，而他们对妻子和孩子的种种虐待，往往会得到原谅。我们倒也说不上是他们虐待行为的同谋，然而，这些男性的故事最后却代代相传了下去。我在写书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也的确曾是同谋。我爸爸下班后回家时经常满身是伤，要么就是他上班的时候遭遇了仇恨性的犯罪行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保证类似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他或者任何像他一样的男性身上。”等我二十岁出头进了大学，只要看见拉丁裔男性、孟加拉裔男性或者其他移民男性受到攻击，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护到他们前面，为他们打抱不平。这时候我会想起自己的父亲，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所在。

我再大一点之后，开始察觉到父亲对我和我哥哥造成的情感伤害。父亲知道我们将他视作英雄，于是有点利用了这种崇拜心理。我开始好奇，这种情况是否不仅发生在我家。于是我就去采访别人，结果发现确实如此。这种情况在中年以后的男性中更为普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了。很多时候，这些人常常还会抛下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妻子放弃自己的事业、牺牲自己的青春，跟着这些男人来到这个国家，如今却只得自寻出路。孩子还要跟着收拾残局。

作为一个天生逆向思维且讨厌一切陈腔滥调、矫揉造作的人，我一开始觉得：“我才不是追梦人。我没有梦想。”我其实是梦想法案（DREAM act）的支持者，我也符合梦想法案的资格，并且我在许多方面的自我定位都符合梦想法案想要塑造的那种形象。但是“追梦人”是个有意创造出来的词，旨在鼓励美国白人对我们产生同情，我才不要搅这趟浑水。

后来，追梦人叙事进化成了穿戴学士服与方帽的静坐抗议，这才是令我佩服的行动主义，因为这次事件没用多少时间就将梦想法案运动推到前线。不过，这种行动依然有点老套，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参与的人都是学生，但其实很多“追梦人”都不是学生。许多人辍了学、进了军队、在餐馆里打工、做日薪工人，或者是在建筑工地上和自己的父亲一起辛苦劳动。静坐抗议对梦想法案的概念加以粉饰，呈现出白人构想中的“追梦人”形象，断言我们都是学业有成、手握毕业证书的人。但我们是拉丁裔啊，从数据上看，能完成学业的拉丁裔比例其实不高。这个运动编织出了一种期望，宣称只要成为人上人，就能踏上获得合法公民身份的道路。

我获得暂缓遣返青少年法案（DACA）批准时，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因为我的写作终于有所回报，还能坐飞机去别的地方进行研究。我也不必像以前那样害怕被驱逐出境，尽管即使是公民也可能会遭到驱逐。但我其实内心无比内疚。大学毕业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张证书就能担保职业道德，证明自己为人正直、品格优秀了吗？我能够作为优等生从高中毕业，然后从哈佛毕业，靠的几乎都是运气。尽管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喜怒无常，但我还是不愁吃穿，住在安全的街区，在家也没有遭受过任何躯体虐待。我生来就具备这个主流资本主义国家所认为能够创造价值的能力，但如果我讲的是母语西班牙语，那我就不具备这些能力了。我也很擅长标准化考试，但我觉得这种能力只是一种该从人体里除去的基因变异，绝不应该用公民身份来奖励这种考试的成绩。

我在医生面前对自己的自杀倾向一直都很坦诚。有些医生会很害怕，不过我现在找到了一位不怕我的心理医生。我对每一个医生都说：“我不想活了。”但我知道我必须活着，一部分是要以大局为重：我父母还要依靠我，我哥哥还要依靠我。我要是不在了，所有重担都会压在他身上。如果我死了，我的伴侣和狗都会伤心。还有，我想我的同胞们现在也需要我。

我承诺要好好活着，所以我每天都在自己身上投入大量心思。这不是为了赶走自杀的念头，毕竟我已经吃了不少氨氯酮进行治疗，效果也的确不错，这其实是为了试着找到每天生活的乐趣。我不奢求拥有快乐，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不太现实，但我要找到有所期盼的东西。

我尽力确保家里永远有好喝的咖啡，这样我就会期待起床；我定期染发，这样在镜子里就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也有一些日子，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躺在床上，头上敷着冰袋，收听有关邪教团体的播客节目。我偶尔还会听高中时期喜欢的歌曲，因为那是我记忆中最后的快乐时光。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做完指甲就会出门去，要是在路上碰到哪个涂了丙烯酸指甲油的女人，我就会夸她的美甲好看，她也会夸我的，然后我们会捧着对方的手欣赏彼此的美甲。这种不经意间的接触其实会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我是一个慢热的人，但这些女人一见面便对我充满信任。“我好喜欢这个。”“我该补补色了。”“下次我要做其他形状。”“我没好好保养。”这些话仿佛让我们产生了虚荣心的共鸣，一时间令人头晕目眩。在这个到处是耶鲁毕业生的白人小世界里，会这样做的总是有色人种女性，不论在哪里工作，不论抑郁的情绪有多严重，我们都会坚持美甲，因为正是漂亮的指甲让我们能够一往无前。我真想念那些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