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为证

我们最近一直会聊起历史。她会回答我关于生活在马科斯独裁统治之下的问题，而我则会分享自己发现的在她搬来以前的那些年代里，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印象。我们一边聊着这些话题，一边都感到恍然若失。

COVID-19 疫情爆发时，全世界针对亚洲人的骚扰、袭击与仇恨犯罪激增，各种肆无忌惮的歧视行为让我想起美国历史上针对亚洲人的那些不光彩的政策：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拘留营，以及 1882 年的《排华法案》。这些过往恍如隔世，如今却忽然近在眼前。诚然，这些对我来说还算新奇的遭遇，在美国黑色人种与棕色人种眼中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场疫情让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变得分外明显 —— 不堪一击的低收入工种突然被视为“不可或缺”，与此同时，他们既得不到安全防护，也没有危险津贴。不平等的环境因素与成本高昂的医疗体系使得早就存在的各种情况加剧恶化。到了封锁之下的五月，我们双眼盯着屏幕，观看不断涌现的各种视频：非裔美国人 Ahmaud Arbery 受到追逐并被枪杀，Chris Cooper 受到不实控告的迫切威胁，George Floyd 则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跪压窒息至死。

日光之下无新事，早在建国以前，美国就已默许了针对黑人的暴行，而西方世界针对亚洲人的各种丑恶的异类化行径，以及将持不同政见者定罪的专制传统也同样由来已久。也许历史确实在不断重演，不过，如果把这一套当作世界的本来面目，那未免也太过陈腐及幼稚，难以让人信服。我更愿意相信这句尖锐的格言：那些无法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我们并没有得益于书写集体记忆的方式，变得更加警醒。所有黑人、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还是被粗暴地阻隔在各自的家园及历史之外。那些手握话语权的人们在自负及无知的驱使下，依然把当下这个时代描绘成文明与启蒙的终点线。正因为此，我们在半真半假的历史中经历着似曾相识的剧情 —— 腐败、反抗、改革、平衡 —— 直到我们抵达临界点，最终爆发，被迫去正视曾被掩埋的各种创伤。

每当我感到焦虑、孤独，便会退缩到艺术世界里，用充满美的瀑布屏蔽现实，试图获得片刻安宁。最近这段日子，我在 Doris Ho-Kane 和石函玉（Stephanie H. Shih）的作品中流连忘返。Ho-Kane 策划并维护着一个名叫“17.21 Women”的项目，展现各种关于亚洲先锋女性 —— 活动人士、运动员以及电影明星 —— 的老照片与事迹，并逐渐集结成册；石函玉则是一名陶艺家，热衷于重现自己在亚洲移民家庭长大过程中用到过的各种餐厨用品。她们中的一个展现了我从未目睹过的历史，另一个则把同属于我的历史塑造成了现实。

身为离散一族的侨民，我们身处熟悉的家园却感到格格不入，对只在照片里看到过的他乡则充满思念之情。这种漂泊无根的状态贯穿始终。在美国，只要不是白人，都会感觉自己是一种被抹去的存在，还会听信混淆是非的谎言，相信只要变得像白人一样，就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存在感。可是，没有根系也没有沉思的人不过是鬼魂，是往昔留下的幻影，而怀旧也很容易被贬为多愁善感。怀旧隐秘而危险的一面，是给过去最糟糕的天性加上玫瑰色的滤镜，让人轻易就打消了仔细审视往昔的念头。不过，是出于对当下叵测形势的忌惮，转而逃避到理想化的回忆之中，还是盼望从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寻找洞见，以此改变自己对当下的看法，这两种态度其实大相径庭。

Ho-Kane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长大，她在逐渐熟悉当地的朋克文化过程中接触到了民权活动家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艺术家小野洋子（Yoko Ono）以及朋克暴女乐团 Emily’s Sassy Lime。这种醍醐灌顶的启蒙经历与作家 Madeline Leung Coleman 为 Topic 网站撰文描述的美国亚裔与洛杉矶朋克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有史以来头一次感到无拘无束。”Ho-Kane 回想过去，这样写道，“我终于摆脱了美国亚裔女性背负的种种期待构成的枷锁，开始思考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在浏览“17.21 Women”老照片，阅读 Esther Eng、Vicki Draves 以及 Goldie Chu 等先锋人士的文章时也有相似的感觉，会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我。尽管美国表面上致力于构建多元主义文化，但在这里生活，依然让人感到受制于某种被建构的统一民族的身份。同化主义人士通过把平淡的相似之处矫饰成“和谐”来杜绝差异性，好在我们还能借助回忆，从不得不融入社会的压力之中冒出头来喘口气。

怀旧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种将隔绝的当下与共有的过去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方式。“从小到大，我的家人都会穿过几个小镇去商业区里的一家夫妻杂货店买东西。”石函玉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家店的中文名字叫作‘新禎芳’，可是，用粗大的字母写着的英文名字却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东方食品店’（ORIENTAL FOOD）。”石函玉在艺术创作时也对亚裔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双重身份投以细致的关注。世棒（Spam）午餐肉罐头在一些人看来是可疑的肉制品，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与祖父母共进早餐的回忆，以及经受战火摧残后的美式帝国主义遗风。

自五月起，石函玉在 Instagram 发布的内容便从陶瓷酱油瓶变成了她所谓的“抗议日记”。她记录下自己身处纽约市反对警察暴行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示威活动前线的点滴，还与前来寻求帮助的各路网友分享实用信息。“尽管我在过去十年间一直积极参与主张社会正义的活动，这还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平台，直面众多网友。”当我问起这种转变时，她如此说道，“我希望借此呼吁自己所在的社群也扛起社会责任，迎接挑战，并且号召大家更充分地参与其中。我也希望其他亚裔美国人能明白真正的同盟应该怎么做，并且投身这场运动，发挥我们身为非黑人种族的特权。”

亚裔“模范少数族裔”其实是种诱人的迷思，这暗含着在白人占据主流的社会之中，另有一种违背常理的种族等级制度。这种迷思不仅为压制美国黑人制造站不住脚的辩护，还导致听信这种谎言的亚裔美国人在任何可能动摇这种身份的事情 —— 比如在政治活动中发声 —— 面前都保持缄默。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 Floyd 脖子的那段视频里，亚洲赫蒙族美国警察 Tou Thao 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而他的不作为也已经成为沆瀣一气的沉默的鲜活象征，美国亚裔社群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歧视黑人群体的迟来的反思。正如作家 Jay Caspian Kang 所言，追求“模范少数族裔”的浪潮会让亚裔的身份变得更加扁平，继而忽视了民族内部乃至各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的各种肤色歧视与阶级歧视，更何况，作为学生或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人士移民到美国的亚裔，以及作为难民逃离原籍国的亚裔，他们经历的美国生活原本就有着天壤之别，而所有这一切都必然经历的种种审视，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亚洲人并非生来就沉默寡言，看看如今仍在香港发生的抗议游行就能明白这一点。“试图说服人们与他们既有的权力作斗争往往十分困难，”石函玉补充道，“但我们可以通过成为黑人活动人士的‘共犯’与‘同谋’来做到这一点。”

亚裔美国人通常没有特立独行的余裕。设计师 Jin Kay、Dylan Cao 与 Huy Luong 因为各自的母亲（分别来自韩国和越南）的工作装意外相似而一见如故，后来携手创立时装品牌 Commission。怀旧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而运用敏锐的眼光审视某种怀旧情绪，则让他们拥有了独特的创造方式。“如果把亚洲看作一整片大陆，”Cao 说道，“一个国家里的不同地区就已经有着鲜明的差异，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可是，长久以来，外界总是把亚洲人的身份混为一谈，笼统地概括为一种东方的、带有异域情调的戏剧化面貌，而其中的众多元素则源自独特的中国文化。” Commission 的灵感来自很少被人美化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亚洲，那时正值战后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微调过的西式职业装是时尚的主流趋势。他们用富有热带风情的蕾丝与透明乔其纱制作职业装的衬衫。铅笔裙则有着宽松的剪裁，或者在一侧安有拉绳，可以一路向上收起，这跟骑摩托车上下班，以及就业市场的壮大速度超过基建速度等当时的时代背景遥相呼应。Kay、Cao 与 Luong 将视线聚焦在这段无人问津的历史上，为身为亚洲人的意义平添了各种细致入微的词汇，还以颠覆性的色彩打破了充满各种刻板印象的现状。

2017 年，作家 Jenny Zhang 出版了一本名为《酸涩的心》（Sour Heart）的短篇小说集，她在书中描摹了六名美国初代华裔女孩，她们各自在适应美国生活的过程中遭遇了迥然不同又相互映照的经历。她笔下的人物跃然纸上，充满稚气又有原则，喜欢思考又略显沉闷，字里行间还毫不留情地以露骨的笔触揭示了贫穷生活的各种细节。“我觉得这样的记忆早已深入骨髓。”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害怕一无所有，害怕沦落到只能过着卑微的生活。仅有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先认清现实，我们要是对此一无所知或避之唯恐不及，那永远都不会有改善。”

画家 Maia Cruz Palileo 在调查自己的家族历史时，无意间看到在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担任美属菲律宾政府内部书记的 Dean Conant Worcester 拍摄的一幅老照片。身为动物学家，Worcester 的照片与相关文字通常会以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方式，将菲律宾人描摹成奇闻怪事与具有科学价值的标本。“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Palileo 解释说，“所学更是有限 —— 学校里自然不会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家人则更不用说了。”她通过阅读 Worcester 的这些记录，开始调查自己此前从未质疑过的菲律宾裔身份中的一些元素，并且得以跳脱殖民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记忆。直面过去乃至世世代代留下的痕迹，这在历史由他人主宰的情况下，是一种重塑并拒绝被抹去的存在方式。Palileo 将照片 —— 各种似曾相识的面孔与场景 —— 剪切再拼贴到一起，然后饱含着热情，将这些内容重新组织成印象派的绘画，赋予其色彩及人文关怀。“我想，我是在寻找某些比这些内容本身更加温柔的东西，”她说，“尽管我未曾经历过那些往事，但有些画面能够直抵我的心灵深处。”

我小时候对历史并没有什么兴趣。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堆没有固定形状的蓬松假发与枪战，我并不理解历史与个人生活的关联。标准的美国历史课程中，只有一小部分课时被用来歌颂那些非白人或非男性的杰出人物，而涵盖少数族裔群体之间关系的课程计划就更加难得一见。也许我们会对加州黑人及韩国人社群有所了解，也会对 1992 年洛杉矶暴动之后的紧张局势略知一二，但除此之外，我们便一无所知。

一直到成年以后，我才开始重视难分难解的往事。我阅读了关于黑人士兵的事迹。比如 David Fagen，他在美菲战争中叛逃，意识到菲律宾人的困境与自身的处境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后，他选择与菲律宾人并肩作战。我也读到了 Hugh MacBeth 的故事，身为黑人律师，他为日裔美国人的获释忙碌奔走。民权运动为《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奠定了基础，正是这部法案，解除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亚洲人移民美国的种族限制。我忽然对历史兴趣盎然，历史中有我的身影，也不乏我朋友们的身影。这看起来就像是 K-pop 粉丝组成的多元化联盟，他们为了保护“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者，用偶像田柾国（Jungkook）与朴智旻（Jimin）的海量视频将达拉斯警察局的应用程序挤崩溃。等到历史书的作者讲述 2020 年发生的事情时，我希望至少有一个段落会提到这件事情。

兼具两种文化可能让人感到游离不定，诗人兼作家 Cathy Park Hong 将其形容为“微小的感受”，美国社会学家 W. E. B. Du Bois 则称之为“双重意识”。这种经历其实也能成为某种超能力，不仅让人占据非比寻常的有利位置，还能使人有能力赞美或批评不同文化中的各种元素。“这其中一部分是上一代人的原因。”Hua Hsu 在与 Ross Scarano 的对谈中如此说道，“第一代移民只想要凑合着活到第二天。之后，人们一旦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定，他们的下一代就有精力去珍惜周遭的事物，并对之作一番思考。”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中追寻富有意义的表达方式，他们重新建构历史，为文化中被遮蔽以及被挤到边缘的部分寻找出路。如果说艺术和媒体在粉饰集体记忆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两者也能修正集体记忆的轨迹。

与 Kay、Cao 及 Luong 交谈时，他们向我提起了 Commission 的最新项目：一个向母亲致敬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们还问我有没有想要发布的照片。我立即翻找是否存有母亲二十多岁时的老照片，不过，我对这些照片上的日期或地点都所知甚少 —— 这些设计师需要相关信息来描述发布的照片。

我在编辑自己选好的照片时，给母亲发送了一张截屏。我没有告诉她照片的用途，只是问她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她一开始的回复中只有一张手写的数据表，在我表示感谢后，她出其不意地发来种种回忆，讲述起参与课外活动时的轶事，她童年时代的剪报 —— 上面写着她小时候虽然聪明却特别害羞，还有她生活在马尼拉时是如何跋涉半个小时去上学的故事（七个小孩及两个大人挤在一辆大众甲壳虫轿车里）。

我还没想好要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于是把她的故事连同其他人的故事一起，保存在了手机里：她的母亲当年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多年，是为了有能力让她和兄弟姐妹去念书；她曾经对拥有豪华版蜡笔盒的同学心怀嫉妒。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些故事如此饥渴，不过是因为这些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无意矫饰过去，只是希望将此作为历史的证据。

我分享的照片在母亲节前夕发布了，看着我母亲的照片 —— 她如此优雅时尚，与其他美丽的面孔一同出现在社交账号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欣喜。我迫不及待地向她说起这个账号，告诉她通过如此简单的方式，她是如何受到关注、被大家记住，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我也因此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或许是一种凡人的欲望，希望自己被铭记在册，希望确认自己的故事与历史相符。又或许，这证实了我身处的现实与我目睹的一切依然难以吻合。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Gaby Wilson 是一位坐标纽约的作家兼记者，作品散见于 HBO 的《VICE News Tonight》节目及 MTV 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