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机器：与 Claire L. Evans 探讨不断在膨胀与坍塌间循环的互联网
YACHT 乐队成员谈她的角色塑造和新书《宽带》
- 采访: Naomi Huffman
- 摄影: Jaclyn Campanaro
“如果你想在科技史中寻找女性的踪迹，就要先去看看那些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地方。” Claire L. Evans 在她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新书《宽带》（Broad Band）中写道。这本书细致地考察了那些参与构建互联网的女性 —— 数学家埃达·洛夫莱斯 Ada Lovelace、全世界最早的程序员之一葛丽丝·霍普 (Grace Hopper)、早期社交网络 Echo 的创始人 Stacy Horn，以及更多在互联网迄今并不算长的历史中已经几乎被遗忘的女性参与者们。
《宽带》中的许多故事都像曾在二十几岁时就为世界最早的电脑之一 ENIAC 编写程序的 Betty Jean Jennings 和 Betty Snyder 所经历的那样。1946 年时，美国军方让 Jennings 和 Snyder 在 ENIAC 电脑上计算炮弹发射的轨道。而在此之前，计算机还从未能成功解决过如此精密复杂的问题。两位女程序员在一批军官和当时领衔的数学家面前，成功地现场演示了计算过程。然而在随后狂热的媒体报道中，女性的功劳却被完全忽略了。
《宽带》中出现了不少其他女性的故事，她们都意识到：科技有潜力颠覆那些导致女性薪水微薄或才华得不到发挥的社会压力。比如旧金山 Resource One 社群的女性创始人们，她们在七十年代初 —— 早在人们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对公众免费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地下组织。Evans 戴着敬仰与热情，像是在讲自己的妈妈在大学时做过的炫酷事迹一样讲述了这些女性和她们的故事。并附以脚注。
Evans自称为“通才”，她自己所创作的项目的合作性和多样化也一样令人惊叹。她联合创立了 The Triforium Project ，一个致力于保护由艺术家 Joseph Young 创作的一件位于洛杉矶的、六层楼高的互动灯光声音雕塑 —— 拱廊 (Triforium) 的筹资项目。她还创立了 Vice 的科幻小说专栏《Terraform》，并且是赛伯女权主义团体 Deep Lap 的成员之一。从 2008 年起，Evans 加入与她长期合作的伙伴 Jona Bechtolt 的电子流行乐队 YACHT，并担任主唱。乐队至今已经发布了六张录音室专辑，并与 LCD Soundsystem、Dirty Projectors 和 Yeah Yeah Yeahs 一起进行了巡演。我觉得她做的项目似乎有点多。她说：“对我来说，在不同事物间寻找联系是我作为一个思考者和实践者的乐趣。”
Naomi Huffman
Claire L. Evans
YACHT 是一个非常关注未来的、充满思辨性的音乐项目。你在发行和宣传乐队作品的方面尝试了不同类型的科技手段—— 从像优步（Uber）这样的手机应用程序到传真机。然而在《宽带》一书中，你对关于这些互联网背后的女性所做的研究却停留在了千禧世纪初。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当代科技界女性的书呢？
对于我来说，将这本书的结尾放在互联网泡沫破碎的时刻有种别样的满足感，因为那一刻正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后互联网泡沫崩盘世界”的开端。说实话，这是一个我还没能完全理解的世界。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作为一名作家要已经生活在历史之外才能对这段历史有所洞见并做出客观评价，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 YACHT 乐队的代言人，你对自己在专辑封面和宣传项目中出现的身体和面部图像进行处理，创造出了一个未来感十足的角色，一个第二自我 —— 就像比约克（Björk）、圣文森（St. Vincent）和鲍伊（Bowie）所做的那样。你习惯这种角色塑造的过程吗？
在进行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型表演的时候，你都需要制造一种抽离感，这样才能克服那种站在人前并放胆说出“我此时正在做的事情值得被听到、被关注”时的巨大尴尬。对我来说，抽离感来自于一种对自我的“角色化”，而这个角色并不需要代表你自己，甚至可以和你是什么样的人毫无重合。很多表演者都会告诉你，他们在舞台上时会比在现实生活里更大胆，更具对抗性。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喜欢宅在家一个人看书。我并不太喜欢呆在公共场合，但我却需要呈现出这样一个充满对抗性的、与周围高度联结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畅快的宣泄，所有与公众的接触和对抗都是一种宣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你在升华自己的焦虑、包容他人、同时通过他人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很多我心目中的英雄都是文学中的角色。我会阅读很多科幻作品，我很喜欢厄休拉·勒吉恩（Ursula LeGuin）、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Samuel Delany 和 J.D.巴拉德（J.D. Ballard）。对我来说，自己始终是个写东西的人，哪怕是在音乐创作中。我以前一直说我是乐队的作家，而不是歌手。我现在也真的不是个好歌手。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是这样 —— 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演唱技艺有多精湛，而是在于表演是否精彩，在于他们所塑造的角色。
我最喜欢的音乐人之一是七十年代的一支朋克乐队 The Screamers 的主唱，名叫 Tomata du Plenty。他很疯狂，但却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传达丰富的含义。刚开始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会在台上非常疯狂、夸张至极、在地板上扭动。随着我的舞台经验和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那样做能传达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通过微妙的方式反而事半功倍。
“这种把自己写进历史的举动是非常有力的。对我来说，这非常朋克。”
你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到你在《宽带》书皮上的照片 —— 对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那张经典照片形象的挪用。
我希望那张照片会让人觉得好笑。乔布斯是一位那么典范级的人物。他坐在一间只有一盏台灯的空荡荡的公寓里的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要向那张照片致敬，同时也想强调这世上有很多种表现历史的方式，有时候你真的需要让自己也置身其中。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是另一个我最喜欢的作家。有人问她是什么激励她成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时候，她会讲述她虽然读了很多科幻作品，但却从没见到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角色出现在任何作品中。她意识到她需要把自己放入其中，需要把自己写入科幻小说的历史中。这种把自己写进历史的举动是非常有力的。对我来说，这非常朋克。
你的书以乐观的态度结尾，并呼吁女性参与到改变科技文化的行动中去。你曾经在采访中提到过“第二互联网”的概念，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前进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可避免的反乌托邦噩梦，并且很有可能会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也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真的看到一种去中心化的、自己动手 DIY 的社群的回归，这种社群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对我影响重大。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彻底脱离互联网，而且也并不需要这样做。
我的兴趣在于研究早期科技，并思考我们可以如何重新定义、把玩、再利用这些科技。这些早期科技并不会消失。比如说传真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大量生产这些机器，而现在它们却堆积在世界各地父母们的地下室和办公室的储物柜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将它们重新利用并通过电话交流想法吗？也许。我们能从这些旧科技产物中发现什么呢？在科技性的资本平台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别的选择。关键在于打破入门的障碍，以及我们在面对无法立刻给我们全部答案、或并非超级便利的事物时有多少尝试的耐心。这就是我一直喜欢老派 DIY 文化的地方 —— 像那种当你接触到一个独立刊物出版社群，或是一个早期博客群体时一样的探索感，那种深入探索之后发现有意义的事物时的成就感。
我很欣赏一个朋友关于互联网的理论：互联网是一个不断循环于膨胀和坍塌状态的宇宙。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把最后一口气呼完，并且正要接近下一次吸气前的停顿。我们不知道那将会是什么样，但也许会是一次重塑。万物轮回。如果你把互联网泡沫看作是证实这一理论最早的案例的话，你会看到它曾经膨胀过，接着带来了一次歇斯底里的财富积累，和很多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评论，然后则是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接下来还会是又一次重建与又一次的崩塌。希望每次我们重建时，都能学到些东西。
Naomi Huffman 是一位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写手和编辑。她在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集团下属的新分支 MCD 出版社工作，也是非营利机构 Book Fort 的负责人。
- 采访: Naomi Huffman
- 摄影: Jaclyn Campana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