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ndey McCoy 创作与重生
看这位滑板高手、艺术家兼设计师如何安身立命
- 采访: Durga Chew-Bose
- 摄影: Christian Werner

Blondey McCoy 对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不感兴趣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跟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两年前元旦的故事。
“虽然我之前已经尝试超多次戒酒,但 11 月中旬时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戒掉。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心,我决定从那时起到元旦,我要把自己喝垮 ,喝到看到酒就受不了。”
来自伦敦的 Blondey 是一名 21 岁的滑板高手,同时身兼艺术家、街头服饰设计师和 Burberry 代言模特的身份,甚至被凯特·摩丝(Kate Moss)亲自挑选签入她的经纪公司。我才刚刚认识他,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喜欢全身心投入去大胆尝试所有挑战的冲动。我能感到 Blondey 内心深处对极端事物有种蠢蠢欲动的欲望,也很有可能是他缺了一只门牙的可爱缺陷给了我这种感觉(他前一天在海德公园的冬季嘉年华坐过山车时,把装在口袋里的金牙给丢了)。Blondey 夸张至极的用词和浮夸的说话方式更是加深了我对他的这种印象。他形容事物总是以百万上亿为单位,在表达确切程度时则爱乱用 99.9% 去形容。

Blondey 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所以我连续通宵,没日没夜地喝酒,真的把自己逼到极限。等到元旦新年那天时,两个月以来的宿醉突然一股脑地彻底袭来。那时天已经黑了,Bruno 餐厅也已经打烊了,而且我又不会做饭。按摩浴池会所也关门了,家里也没热水。”
那你怎么办?
“我就孤零零一个人在必胜客里一边听电子书,一边喝可口可乐。”
然后呢?
“我本来约了朋友去看电影的,但他放我鸽子,所以我就干脆自己去看电影算了。我知道我们本来是要去看斯科塞斯的电影的,所以我心想肯定会有动作戏和不错的背景音乐,能消遣开心一下来着,你懂吧。我也没看电影简介,好不容易到了电影院,才发现放的是《沉默》(Silence)。接近 3 小时的片子,就只是在讲基督徒们被砍头然后放弃信仰的故事。开头 10 分钟就能猜到结局了,这之后就真的是慢性折磨。从那之后我就放弃斯科塞斯了,我已经不相信他了。”
Blondey 停顿了一下。
“那天真的特别凄凉。说实话,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能熬过在这样一个被所有人放鸽子的雨天,那我就没什么扛不过去的了。”

Blondey 总是习惯一个人待着。他是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个,觉得自己在伦敦郊区新莫尔顿(New Malden)长大的童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没人睬我,”他说,“我特别渴望被人关注。我出生时,父母基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10 年后,当他们告诉我们要离婚时,我倒是对我们居然一直生活在一起感到更惊讶。我哥哥非常难过,决定跟爸爸生活,我姐姐则跟妈妈,而我真的根本不在乎跟谁过。”Blondey 把父母离婚和兄妹分离看做是一次彻底获得自由的机会。
他开始翘课,最终退了学,转而开始发现属于自己的独处方式和全新“家庭”。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对准了 Blondey 的偏执性格,还有他“天生想要耸人听闻并成为万众焦点”的本性,而且比起之前的生活方式也要有趣得多。Blondey 开始在伦敦标志性的南岸中心(Southbank)玩滑板,之后又接触了知名的 Slam City Skates 滑板店。用 Blondey 的话来说,开始玩滑板并结识 Rozza、Nugget、Chewy 和之后的 Lucien、Edison、Carlos 与滑板狗 Lucy,是他青春时光的开始,也是他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激情所在。13 岁时,他完成了侧滑越障(wallie backslide)和板鼻滑行(noseblunt slide),实现了他所认为的“个人巅峰”。这招式是什么意思,或者到底看起来什么样,我实在难以描述,但 Blondey 坚称这是他努力尝试过的最困难的事。
“这是一个纯体力又考验心智的漫长过程,”Blondey 说道,“要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滑手,滑板必须成为你生活的绝对中心,要每天花 12 个小时练习。我爱滑板就是因为这一件无法忽略的事。”
怎么说?
“你没法去质疑它。如果一个人玩滑板很在行,那他就是很在行。”

很快,Blondey 便成为了职业滑手,与 Adidas 签约,并成为小众滑板厂牌 Palace 旗下的滑手。Blondey 在 Palace 时长 40 分钟的滑板录像《Palasonic》(2017)里出镜,以一场惊艳的死里逃生亮相。视频在三分之二的进度时,Blondey 身穿灰色的 Adidas 和 Palace 联名运动套装,踩着滑板出现了。几秒种之后,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从滑板上飞出。他翻滚着摔在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掉到人行道上,又迅速弹起然后跑开,好像橡胶人一样。目击的行人吓得目瞪口呆,大怒的司机还从车里跑出来。Blondey 回到随行团队,在他走向摄影机的那么一个瞬间,我们能察觉到一丝他的本性:当观众已经吓得心惊肉跳时,他却看上去跟个没事人一样窃喜。
被车撞到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特别兴奋,已经不记得了,倒没觉得疼。大多数人会特别紧张,然后伤得非常严重,但我安全落地了。如果说我有什么事特别在行的话,那就是被车撞了,应该说是擅长被车撞但是毫发无损。我摔得脸着地时大家似乎印象更为深刻,却不太关注其他我全心投入去做的事,现实就是这样。”

2012 年,在 Palace 的创始人 Lev Tanju 和 Gareth Skewis 的帮助下,Blondey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Thames。他当时才 15 岁,就已经成了文化创业热潮中典型的“游手好闲型创意总监”。Blondey 最初对绘画、艺术与拼贴非常感兴趣,而 Thames 则是他这股热情的自然产物。品牌的单品包括印着插画和大胆涂鸦的图案 T 恤、帽衫和夹克,灵感来源于伦敦的图像符号、英式刻奇、皇室君主制、迪士尼、小男孩的兴趣爱好、对历史的恶搞、 设计师 Katharine Hamnett、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Fred Perry、报纸印刷的波普质感、阿盖尔菱形格纹、货币符号、怀旧色情片以及讽刺。
Blondey 在艺术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他的近期作品却直接受到他戒酒经历的启发。 《我们和药物》(Us and Chem,2017)是他的第五个个展和同名展览画册的名字,作品围绕因为一次药物滥用而导致 Blondey 从此戒用处方药的经历,探讨了艺术与治疗之间的关系。“反对药物,鼓励艺术”是展览媒体稿的其中一句,里面还写道:本次项目是一次把高强度工作用来对抗抑郁症的成果结晶......展览的制作是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一次将躁郁症看作恩赐而非诅咒的启示。《我们和药物》重点展出了一件与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合作的作品:一幅 5 英尺高的旋转画。画上充满了 Blondey 收集的图像——过往恶习(药物)的拼贴、流行文化图像(米奇老鼠)和象征时间流逝的符号(枯萎的花朵)。
而在去年,Thamas 处于停置的状态。Blondey 最近专注的项目是被他称之为艺术衍生品的同名独立品牌:“事实上,大多数关注我的人都不会买一件雕塑或是一幅画。T 恤是传播我作品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很亲民。”

那接下来 Thames 有什么打算?
“基本上我只是 Thames 的生意搭档,而且我其实有点不是在我自己的系统里工作。近几年,我发现我可以对我的艺术作品等很多事物的质量有一定把控,但对我的服装线却不能。Thames 是不错,但还不够优秀。”
Blondey 品牌是他重握控制权的尝试,也是他对迄今为止所推出作品的方向调整。他谨慎考量哪些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意识到沿用图像和没有内涵的纪念品式街头服饰无法唤起人们的共鸣。“我是觉得我只要随便扫描一张戴安娜的照片,把它印在帽衫后面,再在前面印上一个 logo,就能卖钱。但这毫无意义,谁都能这么做,我自己也做过了。但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我能为大家带来些什么?什么是只有我才能做得出来的?”
他认为他的新品牌是非常个人化的,甚至还承载着一种情意结。“我以明星、超级粉丝文化、伪偶像为主题,创作了很多艺术作品。但我自己的英雄,我人生中最伟大的英雄,是我的祖母和祖父。不是整个家族,就只是这两个人。”祖父母的形象也因此大量出现在他的设计中。比如,一张他祖母的照片被印在了“Salma”T 恤上,照片中的她还很年轻,正背着一个十字架准备去参加学校的迪斯科舞会。他的祖父 Heni 在我采访他的几周前去世了。“我从来没这么伤心过,”Blondey 在 Instagram 上写道,“我真的相信整个世界会在你离我们而去前先终结。”在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一天里,Blondey 和我讲了几个他祖父 Heni 的故事。Blondey 经常去伦敦温布尔顿看望祖母,并开始用起了 Heni 的古龙水 —— Cartier 的“宣言之夜”(Declaration)。他还打算把祖父戒指的尺寸改一下,用来自己佩戴。
本名为 Thomas Eblen 的 Blondey 有一半英国和一半黎巴嫩的血统,他从十一、二岁开始就以 Blondey 这个名字示人。“如果你作为一名滑手却没有自己的外号,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说,“这是个挺蠢的名字,但至少没有 Tom 这个名字蠢。我特别讨厌 Tom 这个名字。” 除了他的祖母、母亲、姐姐和哥哥,每个人都叫他 Blondey。
坊间有很多关于 Blondey 出身背景的传闻。“这也是让我困扰的事情之一,”他说,“人们以为我是个有着信托基金的富二代。有一个谣言是:我的真名是 Leonard,达米恩·赫斯特是我爹,而且我有上十亿英镑在等着我花。这全都是假的,不过其中的可笑之处和对我造成的伤害都已经过去了。我常被指责说我是个假装工人阶级的上流富家子弟,但真要说起来,我倒是一直在假装过得挺上流。我的确很幸运,但我不是上层人士,也不是工人阶级。我更愿意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上流人士,而不是个现代的无礼小子。”
我问起 Blondey 父母的职业。
“我父亲是一名律师,我母亲曾经是名会计,现在在缝纫用品店兼职工作,卖些羊毛之类的针织材料。我父亲还在做律师。”
哪方面的律师?
“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我从没问过他那方面的工作。他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向如此。”

Blondey 和他 29 岁的女朋友 Lotty 一起住,她是一名影视行业的布景师。“都是好莱坞大制作,”他告诉我说,“花几百万英镑来布景。”她参与的电影包括《王冠》(The Crown)、《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她太完美了,我爱她。我们非常般配,”Blondey 说,“她很擅长在我为一些破事纠结的时候让我闭嘴。她没有 Instagram 账号,也不在乎什么时尚。”
“我是个狂热分子,”他说,“会对某些特定事物疯狂迷恋。我对流行文化里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东西都没兴趣,但有些东西我却能花上千个小时不停地谈论也不会觉得无聊,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聊到别人了。”这些事物包括:Abba 组合、威猛乐队(Wham!)、史密斯乐团(The Smith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厨房水槽剧、伊灵影视出品的喜剧(Ealing comedies)。他说:“《仁心与冠冕》(Kind Hearts and Coronets)一直都是我最爱的电影,没有之一,其他的都没得比。”
我们见面时,Blondey 正痴迷于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 Instagram 上,他发了几张斑驳阳光下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写的《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的是《高窗》(High Windows)。拉金在诗的最后一节质疑青春的既定含义,以及它所承诺的欣快的抛弃。“深蓝的空气,无所示,无所在,无穷尽。”
前面说到女友是他“心目中完美的那个人”,加上禁酒两年带来的清醒神志,燃起了 Blondey 想要开始组建家庭的炙热愿望。“我非常迫切,真的特想尽快把这事办了。感觉在这之前,我都没法静下心来,”他解释说,“我才 21 岁,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不知怎的,少年时期开始出名,加上多栖职业身份所带来的精力消耗,让 Blondey 觉得孩子会是一种解药。“我想要一个再也不用参加任何派对的终极理由。这并不是要孩子或组建家庭的唯一理由,不过确实是一张有效的免罪释放卡。”

我和 Blondey 在他们的家碰面,他们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贝尔格莱维亚区(Belgravia),紧邻被称为“使馆村”的一带(科特迪瓦、爱尔兰、巴林、塞尔维亚大使馆都在这一区),离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都曾居住过的切斯特广场(Chester Square)不远。从他们家短短 10 分钟的步行距离就能到达蓬街(Pont Street),伊夫林·沃在《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中把这条街和英国上层阶级的势利特质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角色 Julie,对任何有着典型“蓬街打扮的人”都极为深恶痛绝:“只有在蓬街,才会有人戴私章戒指。”
这对情侣的客厅里的只有零星的一些装饰:一个巨大的水族箱、壁炉上方的一些小摆设、两张二十世纪中期风格的蓝丝绒靠背椅,上面的白色镶边让人想起了高级拖鞋。另外,还有一张用来随意放杂物(至少当天是这样)的桌球台:上面放了几沓现金和 Blondey 的各种金戒指,其中一个戒指上刻着黎巴嫩的雪松树,还有其它几个则来自他与珠宝设计师斯蒂芬·韦伯斯特(Stephen Webster)合作的 Thames 系列。
我们没有在他家逗留太久,本来说好了要去 Bar Bruno 的,一家就在 Blondey 工作室的街区转角苏豪区廉价小吃店(隔壁就是 Supreme,离 Palace 也不远)。他是 Bar Bruno 的常客,经常点茄汁焗豆和蕃茄配烤土司,不抹黄油,再加三块薯饼。他告诉我说:“他们这儿什么都做,尝起来都一个味道,看上去也都是米黄色的。”他不仅常常在这儿用餐,更是把这里当成了舞台,就好像 Bar Bruno 是他的非正式赞助商似的。Blondey 在这里更新 Instagram,宣布新品上市的消息。他的“Fairytale”系列展示了一张蒙太奇摄影拼贴,是用 Pogues 乐队的 Shane MacGowan 年轻时的照片和搭档 Kirsty MacColl(Blondey 的右上臂上还纹了 Kirsty MacColl 的名字)的照片做成的,而 Blondey 宣布这个系列的推出时,就是在 Bar Bruno。去年年末,Blondey 被《Vogue Hommes》杂志评选为“年度风格偶像”,并在 Bar Bruno 里为杂志拍摄了一支视频。在为 BBC 拍摄的一个片段中,Blondey 在南岸中心玩滑板时,也是穿了一件 Bar Bruno 的绿色马球衫。
不玩滑板的时候,Blondey 喜欢步行。他不坐地铁,也不记得上一次坐地铁是什么时候了。但他倒是记得不久前刚去过一次地铁站里,去看一眼自己作为模特出镜的广告。找到那幅广告后,Blondey 就离开了地铁站台,回到了地面。
其实不难想象 Blondey 不愿等地铁的画面,他有着那种酷酷而又蠢蠢欲动的能量,那种裤兜里总会揣着几个叮当作响的零钱的类型。他经常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打哈欠,总能自然而然地跑题,喜欢以导游自居(他对苏豪区每个角落的情况和轶事都了如指掌,和我聊天时时不时指指某条街道或某个店铺,比如某个曾在迈克·李(Mike Leigh)电影《赤裸》(Naked)中出现过的绿瓷砖杂货店,插入一下这种话题)。
Blondey 工作室里的节奏既平静(常常有人沏茶),又混乱。“我们总是同时有 10 个左右的项目都完成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进度,”他说道。Thames 滑板在墙上一字排开,一叠叠由 Blondey 本人亲笔签名的牛皮气泡纸信封里,鼓鼓囊囊地装着正等待发货的产品。他的玻璃咖啡桌被数不清的戴安娜王妃明信片覆盖得不见一丝空隙。
Blondey 告诉我说,我们见面那天他已经戒烟 12 天了。他发现自己很难在一个地方呆得住,即使在他自己的工作室也是如此。“我祖父在我出生那天开始戒的烟,所以我也在他葬礼那天开始戒烟。”他曾经一天抽 30 到 40 根烟。“现在我觉得整个人都轻盈很多,”他告诉我说。在八年后,他开始恢复了嗅觉。“那天,我连续闻到了 10 种不同的气味。我女朋友总是会点着蜡烛,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它们只是装饰而已,没有实际作用。我还闻到了一只狗的味道。”Blondey 爱狗但怕猫,他曾经为了战胜这样的恐惧而寻求过催眠师的帮助,然而并没有效果。他还很喜欢马。在沿着白金汉宫公园朝皮卡迪利广场走时,我们路过了英国皇家骑兵卫队换岗,Blondey 不禁驻足欣赏。


自从禁酒以来,Blondey 不得不去寻觅打发时间的新方式。“当我戒除毒瘾的时候,那些我曾经以为是我在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的人,最后被我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朋友。我失去了很多朋友,我不会因为想念和他们聊天,就和他们混在一起,在他们嗑药的时候在茶几旁边干坐着。我觉得很孤单,像个局外人。我也不是在寻求帮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知道什么会让我快乐。”除了创作艺术和玩滑板,我问 Blondey 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过山车,还有卡拉 OK。这是我的两大恶习。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唱 K,一般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至少其中一次会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他是我唯一认识的愿意承认喜欢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的人。我们唱 K 的唯一规则就是要以《Angles》开场,两小时后以《Come Undone》结束,中间唱的全都是 80 年代的流行摇滚抒情歌。我知道一周去两次卡拉 OK 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真的就是一件我很享受的事,一个非常简单快乐的时光。”
Blondey 还涉足高端时尚,为 Burberry 和 Valentino 担任模特,并神情严肃地穿着整套血管般鲜红的短裤、夹克、衬衫和运动鞋为 Virgil Abloh 的 Louis Vuitton 首秀走台。“我本来还在期待着那种隆重的……”他嗓门渐低,试图寻找词语来形容围绕着秀场的炽热目光。“但当时有点像上学一样,被指挥着排好队,然后就听到一句‘上场!’靠!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件事。”
他的个人风格,就像他的好哥们——摄影师 Alasdair McLellan 向《Vogue》杂志所描述的那样:大致属于那种英式露台休闲风(terrace-casual)。Blondey 喜欢把老派甚至俗套的东西浪漫化,比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比如所有跟米兰有关的东西,或是雷·利奥塔(Ray Liotta)在《好家伙》(Goodfellas)中的风格。他甚至怀念 Bruno 店里被光鲜耐久的印刷品替换掉了的老式黑板。Blondey 的整体造型让人想起铺满全屋的地毯、木框镶边的电视、黄铜饰边、和 Larry Sultan 的摄影作品。
我见到 Blondey 的那天,他穿着深蓝色的 Palace 灯芯绒裤、灰色的 Prada 开衫、自家厂牌的白 T 恤和黑色的Prada Cloudbust 运动鞋。Blondey 常去米兰玩滑板,他告诉我这双鞋是最近去那儿的时候买的。他还告诉我说,他穿着这双全新的鞋游了泳。“我们开车到了一个湖边,湖滩上有很多锋利的石头,我就想这双鞋估计可以当潜水鞋穿。”
Blondey 就是这样,他做事说话都让人觉得有些男孩子气,无拘无束。他觉得焦躁不安的时候就会开始讲故事。我最喜欢的是这最后一个故事,倒不是因为这给 Blondey 树立了正面形象,真的并不太是。而是因为这个故事真诚而自省——那些最好的、最困扰人的,也最有价值的暗黑记忆通常都是如此。
故事是这样的,他说:
“我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通常是因为旷课。但当我真的去上课的时候,我用圆规捅了同学的脑袋,我捅得很大力,就在储物柜边上。”
天呐,为什么要这么做?
“真的就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我真的不记得了,但好像是因为我说了:‘如果你再碰这个东西,我就用圆规捅你。’但他还是碰了,所以我就想老子要说到做到。”
然后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好像 9 岁左右,圆规直接捅在了他的脸上,我就被停学了。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孩子的家长都把我当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是谁在学校惹了事,都要怪到我头上。但不久之后就是运动会,我回了学校,所有家长都来看他们的孩子跑步、跳远、投标枪。我参加了跳高比赛,那是我停学后回校的第一天。他们一英寸一英寸地慢慢升高跳高杆,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被淘汰了。我最后打破了学校的跳高记录,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取得过这样的成绩。”
后来呢?
“可能我跟你的分享已经有点过了,而且这显得非常邪恶,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赢了冠军,特别痛快地看着那些不喜欢我的孩子家长。从那天起,我意识到我非常喜欢在讨厌我的人面前做我擅长的事。那一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Durga Chew-Bose 是 SSENSE 的副主编。
- 采访: Durga Chew-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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