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故事之“病态绿”

我倾向于认为，早在 1979 年伊利诺伊州高地供应公司（Highland Supply Corporation）的老板 Erwin Weder 和他的儿子 Donald 在申请“装饰性草坪的制作工艺”专利时就应该设想好了这种颜色。这是一种无出其右的颜色 —— 当雨水浸润着复活节寻蛋之旅， 那独特的色彩从那段童年在华盛顿州的记忆中翻涌而出，我将它称为“病态绿”（Bummer Green）。它不像是海沫绿，也并非是荧光绿，也没有终端绿那样闪烁着不怎么令人愉快且不自然的光彩，它处在一个神秘的色彩区间中。用“薄荷绿”形容它恐怕是最委婉的了，但这里所说的薄荷也只是人造留兰香，看一眼就能想起流连在喉咙中的苦涩感。从技术层面讲，它是翠绿色，但却是色环上最不苍翠的那种翠绿。如果你在太平洋西北部长大，就不难理解真正绿色的含义 —— 想象油亮的、深祖母绿色苔藓，湿润、肥沃、养分充足且随处生根。现在想起来，每年四月复活节，在天然而湿润的植物叶片缝隙间看到那一撮撮人工“草”团 ，恐怕是我与“后现代”的初次接触。

把户外的事物“室内化”的做法一直都有，却始终很玄。从 16 世纪起，人们开始把今天所熟知的圣诞树带进房子里，给它们挂上水果，称它们为“天堂树”—— 这也是中世纪圣诞禁令后残留下来的庆祝形式。实际上，这些树与耶稣诞生根本没关系，似乎更旨在让人们联想起伊甸园中的树，并因此而得名。春天，在篮子里装满草和种子以祈求丰收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中东和日耳曼宗教。通过宗教仪式或其他方式去“筹划”大自然，也正是人们维护自身对大自然的“主宰”和/或“影响”的方式之一。

“病态绿”用于捕捉这种离奇、矛盾的状态最合适不过了。穿上这种颜色，感觉就像是在向世人呐喊着“本人极度忧伤“，同时也极富颠覆性；上身后，看上去像是给自己了打上不讨人喜欢的荧光灯，立刻置身于医院走廊或地下实验室之中，或是穿着癫狂科学家的实验服，因科学界不懂欣赏你开创性的基因实验而愤怒。穿着者看起来似乎身体不太好，因为无论何种肤色在它的映衬下都变得脏脏的，这也使得这个颜色的运动休闲装显得特别讽刺。美国导演 Todd Haynes 1995 年作品《安然无恙》（Safe）中，Julianne Moore 在健美操课上差点昏倒，因为她逐渐确信自己呼吸的空气正是杀害自己的元凶。大自然不能与病态绿共存，这颜色需要配备自己的封闭舱和高效过滤器。病态绿来自某种未来，在那里，所有的树木都已干枯，下水道被一丛丛塑料复活节草统统堵塞，连“真实的绿色”这个说法本身也只存在理论层面上。

在 1975 年的反乌托邦科幻电影《逃离地下天堂》（Logan’s Run）中，到处都是病态绿 —— 电影里城市基础设施的默认颜色。在这部影片中（剧本对 William F. Nolan 和 George Clayton Johnson 的同名小说进行了大幅改编），近乎生态灾难的事件发生之后，人类撤退到一个个生物穹顶群里，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未来主义感的大都市。“泡泡”里的生活宁静异常又带有享乐主义色彩，仿佛置身于巨大的购物中心之中 —— 电影内景本身就是在绵延不绝的达拉斯市场中心内拍摄的，颇具 54 俱乐部（Studio 54）的风格。电影中的一个要素是：所有市民都会在 30 岁生日的时候经历一个叫做“Carrousel”的仪式：生日当天会被围捕起来，随即被带上祭台充满仪式感地迎接死亡。

在《逃离地下天堂》所构建的社会里，你衣服的颜色实际上代表着自己与死亡的距离。那些在地下城市盘旋、接近三十岁的人，会穿着带有红字的衣服；那些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的人，正在向青春告别，也突然对存在感格外地渴求，会穿绿色。女主角 Jessica 6（Jenny Agutte 饰）初次出现在 Logan（Michael York 饰）凹陷狭小的单身公寓里时，就穿着一件闪亮的青柠色迪斯科裙，整个衣身右侧被大胆地裁开（此形象已经典到可以成为 cosplay 圈中“冒险造型”的标准）。尽管她仍在悼念刚刚经过“Carrousel”而永远离去的朋友（或者这正是原因所在），她还是使用了“the circuit” ——《逃离地下天堂》版的 Tinder。Logan 则只想做爱；但当 Jessica 走进他的公寓里，她的情绪出现了摇摆，满脑子都是对自己死亡问题的思考。（毫无疑问，病态绿与性欲绝缘。）影片中，Jessica 的日常造型也经常一身病态绿，她是那么不适应任何泡泡世界之外的东西，连她脚上的拖鞋都是铁证。（“我讨厌外面！”她第一次碰上泥巴后，这样沮丧地尖叫着。）

尽管《逃离地下天堂》中充斥着性感的迪斯科元素，但骨子里却是一个保守的、反对青年文化和自由爱情的警世故事。原著的序言中直接指出，上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正是后来虚假乌托邦的催化剂。室内城市里所有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在人工环境中发生的，好比“试管人生”；正因为如此，“家庭”这个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也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从这个角度来看，充斥在走廊和行政中心各处的病态绿色暗示着不孕不育、没有未来的未来；它反生命，亦与血色之红相对立。

换个方向，病态绿也可能是定义 1970 年代家庭主妇的色彩。它使人联想起乡村俱乐部的粉彩色、棉花糖色拉，以及可以拍摄完美照片的复活节清晨。关于“做为一个妻子意味着什么”本身的文化争论与处在上升势头的病态绿一拍即合 —— 1975 年的《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就是最好的例证。这部电影的高潮令人毛骨悚然：Katharine Ross 饰演的 Joanna 发现用来取代她的复制人是一个温顺、不会流血、从不生气、目光犀利的生物，一袭合成面料的病态绿薄纱长袍下面是“她”造型完美的乳头和芭比娃娃般光滑的胯部。当“她”走近自己那个汗流浃背、衣冠不整的原形，并打算把她干掉时，电影又切到了超市 —— 在那里， Joanna 的复制人推着购物车四处走动，用机器人般的语调和其他家庭主妇打着招呼，宽边帽和纯白手套把她们衬托地无比时髦。

《复制娇妻》中的时尚元素在如今看来似乎很荒谬，然而，这与当时的 Laura Ashley 连衣裙，以及 Butterrick 图案其实相去无多。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避孕药成为司空寻常的事物，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让妇女堕胎权力进入宪法，“家庭主妇风”也变得越来越巴洛克。超长连衣裙“层”出不穷，在有孔眼的裙层上又递生出新的一层；厨房围裙的尺寸翻了一番，直到电影《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中，干脆变成了皱巴巴的围兜模样，主妇们即使没有要从烤箱里取出烤猪肉也会穿上它。1950 年代的家庭主妇的形象直逼超新星 —— 其爆炸性堪比曾经的拓荒者时代。

病态绿与褶边的强势回归，让 Batsheva、Molly Goddard，甚至 Gucci 的褶边连衣裙的出现变得理所应当。尽管有些人在第一次莫名的冲动下绞尽脑汁，用这样的裙装把自己打扮得像是俄勒冈小道上的邮购新娘，但这些造型并不会直接给人扑面而来的怀旧感；另一些人为的诠释则更为刻意，感觉像是直接反驳任何对“回归田园”概念的理想化，像是对规则制定者竖起中指，因为他们仍然把妇女们看作“雇佣的子宫”，其唯一作用就是繁衍后代壮大家族；这些人的思想像是卡在了 1875 年，心存敌意地用服装包住女性的全身，像是把有毒的废弃物倾泻到代表浪漫、肥沃无边的荒野边境上。先锋连衣裙和华尔道夫沙拉绿对于家、郊区这样的乌托邦来说简直就是反乌托邦的存在。

前美国第一夫人 Betty Ford 也爱病态绿。在我十几岁去华盛顿旅行时，她这件长袍曾在美国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展出，从此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我本能地把这种颜色理解为压力的隐喻，就像头足类动物在受到攻击时会变得恐慌、脸色苍白。病态绿是尼克松和水门事件后进入超现实主义世界的完美盔甲。（另一件长袍我以前没见过，几乎与《复制娇妻》里的裙装一模一样）。当时在反乌托邦电影中展开的意识形态之战也在 Betty Ford 作为第一夫人短促但有影响力的任期内同时展开。对于那些对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这位第一夫人只有一个工作：向所有人保证尼克松被弹劾后一切都好，以及管理自己在白宫的家中的购物订单。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推动性别平权、乳腺癌研究（她在丈夫上任后不久就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避孕、堕胎权和药物滥用等问题上她其实颇有建树。此外她的政纲（是的，她就是有备而战）就是：“伙计们，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弄清楚” —— 这让她与“保守党总统的配偶”那和蔼可亲的固有印象大相径庭。直到福特总统在竞选中败给了卡特后，褪去第一夫人头衔后的 Betty 才公开谈论自己与酗酒和鸦片成瘾的斗争，这也是她婚姻中私密的苦楚。

当我们身陷苦海，当我们觉得周围的世界似乎正在密谋扼杀自己，将内心的失调外化是种痛快的宣泄。在叛逆的青春期时，这种外化往往会以尽可能直接、明显、气愤地方式呈现；但是当我们成年后，生活则依赖于一切维持“正常“的表象 —— 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更有策略地选择宣泄方式。病态绿像是对气候变化发出的礼貌又无望的呻吟，外加倒置的微笑表情符号；如同黑暗的卧室里笔记本电脑发出的微弱光芒，电脑中播放着《我为喜剧狂》（30 Rock）用来对抗失眠。但病态绿的“呻吟”并不夸张，肯定到不了“被炒鱿鱼”或“发起离婚诉讼”这样疯狂的程度；或者说，病态绿本身根本不会允许自己癫狂；病态绿无法提供满足感，也从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病态绿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肯定“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Emily Yoshida 现居纽约，是撰稿人和电影制片人，同时也是 Night Call 播客的联合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