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Serre：我心狂野

与这位 LVMH 设计师大赛获奖者回顾从逆主流文化到时尚最中心

文字: Jina Khayyer
摄影助理: Maria Ziegelböck

巴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浪漫到骨子里的城市。充满着尚处在职业生涯初期，对想要成就的目标充满动力和热爱，以至于不需要太多物质条件就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创造者们。还记得兰波（Rimbaud）吗？没有地方睡觉，却在城市里漫步游荡的时候写出了他最为动人的一些诗句；或是二十来岁的毕加索，蹲在又黑又脏的蒙马特艺术家驻地空间里，画着《亚维农的少女》；还有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20多年都一直在一个超级小的工作室里打扮着从葛丽泰·嘉宝到斯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等最光彩耀人的女性。1965年，法裔亚美尼亚作曲家查尔斯·阿兹纳吾尔（Charles Aznavour）唱起了《波西米亚人》（La Bohème）。这是一首关于来自巴黎18区的年轻人坚信没有什么比他们激进的信念更加重要的歌。2017年的一个秋日，阿兹纳吾尔的歌词在18区离4号线的最后一站克利尼昂库尔门站两条街之外的地方再次回响了起来。

拜访玛因·赛和（Marine Serre）跟她的男朋友和生意伙伴佩潘·范·伊登（Pepijn van Eeden）的家兼迷你工作室，让我想起了那些对巴黎和巴黎的创意新人们浪漫而理想化的套路想象。电梯直接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公寓面前。这是一个有着一条窄窄的过道、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公寓。玛因和佩潘跟我问好，他们刚洗完澡出来，头发还是湿的，甚是有趣。玛因个子很小，有着棕色的眼睛和一头短发。这位出生于法国的26岁设计师在布鲁塞尔学习了时尚专业。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佩潘，一个高大帅气，当时正在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的荷兰男人。

早上9点，餐桌上摆着羊角面包、巧克力夹心面包、咖啡，和橙汁。房间里摆满了衣架，两张放了缝纫机的桌子，一盆植物、丰富的服装、布料、纹样和鞋。“真不好意思这里这么乱，而且让你这么早赶过来。” 玛因说，“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快就会过来。而且过两天我们就要展出我们的第二个系列了，所以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间小公寓对玛因和佩潘来说已经是一次升级了，他们是在玛因获得了LVMH大奖之后才刚刚搬进来的。LVMH大奖是为时尚界的年轻设计师们设置的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获奖人可以获得一次专家指导和30万欧元的奖金。玛因以她在布鲁塞尔坎布时尚学校（Cambre-Mode Brussels）的毕业大秀“激进地呼喊爱”而获得了大奖（坎布时尚学校是比利时最富盛名的的艺术和设计学校之一）。

玛因和佩潘第一次讨论了他们从布鲁塞尔的学生生活到巴黎时尚圈中心的历程。

Marine Serre

Pepijn van Eeden

我来自法国中部靠近科雷兹的一个小村子。当我意识到我想学时尚的时候，我并不想去巴黎。因为这个选择太显而易见了，而且我很害怕住在首都。所以我去了马赛。在那里呆了两年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再搬到下一个地方了。我当时对时尚行业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加加入到其中才行。我当时除了对布料和它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很感兴趣之外，对其他的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当时在搜哪里有好的学校，但中央圣马丁太贵了，所以我去了比利时。坎布是一所公立学校，所以很适合我。

我在阿姆斯特丹学习了政治科学。毕业之后，我搬到布鲁塞尔继续读博士学位。刚遇到玛因的那会儿，我还在给绿党工作。

我们是在我到布鲁塞尔的第二年相遇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我俩完全来自不同的世界，这还挺让人受鼓舞的。

因为玛因我才开始对时尚感兴趣。时尚只有当你从圈内了解时才有意思。

但你之前就对时尚是有兴趣和热情的，佩潘。你总是打扮地很特别。

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是极左绿党社群的一份子。时尚被认为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任何事都可以是政治科学。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所有的事都会被政治化。

我毕业之前在布鲁塞尔上了五年学。结果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以及我想要做什么。我在学校的时候做了很多实习：我在Alexander McQueen，Martin Margiela，和Raf Simons 在任期间的Dior都实习过。那时我还没有巴黎时尚圈的社交关系，不过我学到只要你真的特别努力地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最终你会得到它的。我从来都不会害怕或是因为太害羞而不敢去申请那些大品牌的实习。唯一的问题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英语特别烂。不过好在有佩潘的支持，我学得很快。

玛因的毕业展秀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突破。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非常棒，不过她的毕业秀我没有帮到什么牤。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之后，我开始创作“激进地呼喊爱”系列。当时我问自己：“在今天，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没法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还继续做裙子。我一直都很喜欢历史性的面料，尤其是19世纪的面料。所以我开始在布鲁塞尔的公共图书馆里做研究调查。我在19世纪的面料，和摩洛哥，还有街头的人们之间发现了一丝联系。从那个点开始，我就很自然有机地开始向前推进工作。“激进地呼喊爱”是关于激情和价值的，这两个话题我都想要把它们政治化。

就像情侣之间会做的，我们会聊很多关于玛因作品的话题。玛因的工作方式影响着我，而我也影响着玛因。

我并不觉得时尚设计师是独自在创作的。比如，拍摄“激进地呼喊爱”的宣传照的摄影师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和喝啤酒的时候一起发展出了照片拍摄的概念。当我创作“激进地呼喊爱》时”，我没有在想要创立一个品牌。我想的是制作布料。我对轮廓的构造很感兴趣，而且我想要我的衣服有一种当代感。我用了很多人们常用在运动服装、甚至高级定制中的剪裁方式。我喜欢混合的面料和混杂的视觉风格。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每天穿着我的衣服上街。对我来说，和现实保持联系很重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对毫无理由地做复杂的衣服不感兴趣。

很多来自时尚行业的人都参加了玛因的毕业展秀：有来自Broken Arm的人，iD杂志的人，格伦·马滕斯（Glenn Martens）和典姆纳·吉瓦萨力亚（Demna Gvasalia）也来了。

毕业秀结束之后，典姆纳给我发了封邮件问我想不想加入Balenciaga ( https://www.ssense.com/en-ca/women/designers/balenciaga) 的设计团队。那才是我们决定搬到巴黎的原因。

对玛因的决定我丝毫没有质疑。在上了这么多年学之后，你需要开始挣钱并获得一些实际操作的经验。

接着Broken Arm又联系到了我。他们想要我在时装周期间在他们的橱窗里做一个装置，并为他们独家制作一个小型的胶囊系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商业方面和生产制作的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佩潘加入了我。从那之后，一点一点地，我们开始一起把品牌建立起来。

还真的挺让人受宠若惊的。每个人都想要买我们的系列，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要卖多少钱。SSENSE，Dover Street Market，Opening Ceremony，还有在中国的一家店都来联系到了我们。真的挺疯狂的。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影响力。我只是在想，“这很好，人们想要穿我的衣服，买我的衣服。”我在想，“让我们接受挑战，因为它已经就在面前了。”我们接受了所有的邀请，并开始了制作的过程。那一阶段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的团队就只有两个人。而且那时候我还在给Balenciaga工作。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在晚上和深夜来做自己品牌的工作。

接着LVMH就来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Broken Arm的橱窗展示还是因为有星探来看了我的毕业秀。总之后来我被LVMH集团的一个猎头联系到了，邀请我去申请他们的大奖。

我们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玛因的，但他们没告诉我们。

一切都挺超现实的，不过我还是申请了。我只是很简单地准备了一下申请，因为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拿到奖项的。有1200个人申请，我是最年轻的申请者，我还只有做过一个系列的经验，而且还是我的毕业展。我从没想过会入围，更别提赢得奖项了。但是后来我们却赢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听上去很浪漫，不过我们真的很努力工作。就像你所看到的，我们早上很早就起床。大部分时候我们只睡五个小时。

我不会做任何妥协。当我在构建轮廓的时候，我会一步到位。当我把运动服饰和高级定制混搭起来的时候，我会确保它看上去很明确。因为我会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于爱和激情。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很诚实的。我热爱我做的事，而且我为此很努力地工作。我觉得人们会感受到这些的。

玛因特别厉害。

我挺自律的。我觉得那跟我打网球的背景有关系。在我3到16岁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和周末都会去练网球。运动中有一种重复性的纪律，这一点在时尚中也存在。运动及其周围的相关文化至今对我来说还很重要。你可以在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种相关性。

我在打网球的时候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一次只打一个球。当我还很小，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我很着急想要赢每一场比赛。当输掉的时候我会非常生气。后来我的球技有所进步，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当我爸的“一个球接一个球地打。”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现在我有时候还会对佩潘这么说，“让我们一个球打完再打下一个球。”那并不意味着我不再想要赢比赛，而是我不会去考虑2年后才会打过来的球。如果我去看那个球而不是盯着眼前正在打过来的这个球，我就会输掉比赛。这是一种让注意力集中和保持平和心态的方法。它帮助我更好地表现。很多事都变化地非常快：去年我还只是一个在布鲁塞尔的学生，而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在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了。

哈，没错。而我却成了一名商人。

我记得当时我要在LVMH的评委面前，那些时尚界最著名的人面前解释我是谁，以及我想做什么。我犹豫着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我就微笑了。那是一个好的开始。接着菲比, 卡尔, 和尼古拉斯都问了很多关于商业和生产方面的问题。他们都想要知道我能不能独自处理好生产制作的问题，能不能准时发货。我记得他们中有个人说，“好的，作品很不错，但是你准备要怎么处理难搞的商业问题。” Opening Ceremony的老板也是评委之一，他们已经跟我预定了系列。所以我觉得也许说，“没错，是很难。但我正在向目标努力。” 比较好。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微笑。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我们想要更有机自然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