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研：Nike Air Max 95、Air Max 180、Vapormax Flyknit 2

受到眼前这般丑陋场景的触动，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决定开始煽动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的大衣口袋里揣着特意买来的喷瓶，里面装满了镁乳 —— 这是一种浑浊的不透明液体，用于有效缓解催泪瓦斯带来的灼烧感。用我们的解药来作为摧毁对手的工具：这主意简直越想越妙。我和朋友一起走近这群特朗普的赞助支持者，把液体喷到那整洁的裙子、鞋子和领带上，接着迅速撤退，然后一路沿着队伍重复这套动作。然而这些人除了吃惊之外并无更激烈的反应。反倒是站在我旁边的一位白人女士（凭借当时两极分化的阵营来看，她应该是属于“我们”这边的人）拍了拍我的肩，用一种学校老师教育淘气孩子的语气说道：“这可不是我想要与之有瓜葛的抵抗方式。” 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把心里想的（“你是谁啊？”）说出来的话，她的反驳照样会像她最初的表态一样不温不火：“我的女权主义里可不包括斥责的情绪。”

重点不在于我和我朋友的举动是否道德、甚至是否明智。我们的行为确实很傻，这也是为什么在生了一整天闷气和行动受挫之后，这样做的感觉格外痛快。参加特朗普派对的嘉宾们所身穿的黑领带加红帽子“制服”很显然是堕落的标志，但也同样代表了他们与眼前可选生活模式的和解与满足。对我们来说，这些穿戴成了象征着怨恨的物体 —— 看着它们被摧毁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

八月底，当我收到 Nike 的包裹时，这几双鞋对我来说还尚无任何特别的象征意义。从一个大纸盒里拆出了三个稍小的盒子，三双新鞋分别躺在各自的鞋盒中。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我武断地决定把 VaporMax 当作跑步时穿的鞋（我不怎么跑步，但幻想着这双鞋可以帮我养成跑步的习惯）；Air Max 95 作为我的工作时穿的鞋（我所在的办公室被装修成客厅的样子以营造出舒适感，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员工在装饰自己的客厅时可以负担得起这种风格：这同样也是一种武断的区分）；至于 Air Max 180，我会努力尽量把它保养地很干净。

在过去的将近十年中，我都很恶心地只穿同一双运动鞋；而如今，我衣橱中的内容几乎变成了自己人生的写照：数年之后，忽然间我拥有了不止一双，也不是两双，而是三双崭新的运动鞋 —— 而且还真的会去穿它们 —— 让我觉得开始变得不像我自己，也可以说是，我开始变成那个与其他人同出一辙的人。我这么说是认真的，因为在纽约，几乎人人都穿 Nike，唯一一个与我互动却不住在纽约的人（我的父亲）来这里的时候也换上了 Nike。唯一误认为我的鞋很独别 —— 因而值得被表扬的人，是总和我在同一时间去自助洗衣房的 Darren。对他来说，任何在我俩互动区域之内的东西都能被当作潜在的聊天话题。上个月，我穿了一件波尔津吉斯 （Porzingis）的球衣，他问我是不是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迷；当我回答“不是”的时候，他便开始问我对唐纳德·格洛沃（Donald Glover）、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以及数码录像艺术现状等的看法。

穿着新运动鞋在从家到洗衣房、办公室、电影院、健身房、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上下地铁里的楼梯，以及在所有这些日常场所之间穿行时，我都感到非常舒适。我的足弓得到很好地支持，而我的选择已经有人帮我做好了：最直接的来说，替我选择的是我的编辑，当然还有 Nike 多年来大规模的全球性广告宣传 —— 让 Nike 已经成为了运动鞋的默认选项。确切地说，其实是我们别无选择。

正因为这些鞋子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把它们变成了自己日常琐事的载体。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我的鞋子帮我做出了“平凡”的宣告；我每周跑步的里程数从零变成了十英里 —— 这个数字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但直到在路上看到 Darren，并在他还没注意到我时就拔腿冲进了下一节车厢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了它的价值。从那时起，事情开始真正地发生了变化：无聊变成了崭新的无聊；我辞掉了工作，买了机票，但当飞机落地时，我只是回到了童年的老家；脚上的运动鞋开始越穿越合脚了，而我也开始对它们产生了感情。

所以，仅仅因为一个市场营销决定，我的那几双本来只是被我自己赋予了意义的鞋 —— 那些我假想它们是我自身存在的延伸的鞋，就突然要被变成了一场针对政府的象征性对抗，这是多奇怪的事啊！这会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上个月 Nike 拉开了纪念“Just Do It”口号三十周年的广告宣传序幕，并使用了包括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和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在内的一系列著名运动员的黑白写真照片。而其中最印人注意的是橄榄球运动员 Colin Kaepernick。通过把 Kaepernick 的照片放在 “Just Do It”这句话旁边，Nike 完成了一次美学意义的交换：Kaepernick 为 Nike 的那句经典宣传口号注入了意义，而 Nike 则变成了他所代表的社会运动的符号标志。因此，Kaepernick 的敌人也就成了 Nike 的敌人。白人爱国主义者在他们的时尚运动鞋里点起了小火；而密西西比州警察局和密西西比州公共安全部则宣布他们将不再购买 Nike 公司的产品。仅仅通过一张图片，Nike 就让它的所有顾客群都相信了这不仅是对反种族歧视的转喻，更是对黑人社群本身的象征。就像是顺风顺水的政治一样，Nike 的产品够酷，利润也自然紧随而来。在两天之内，它的网络订单就增加了 31%，股票价值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到那个月月底，Nike 公司的市值已经增加了了六十个亿。

对在“Just Do It”系列广告问世后的每一代年龄相仿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与 Nike 丑闻有关的记忆。1992年 —— 在 Nike 推出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和斯派克·李（Spike Lee）参与的广告宣传，以重返其作为美国销售额最高的鞋类品牌地位的仅仅四年之后 —— Jeff Ballinger（他也是纪录片《Behind the Swoosh》的剪辑）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 Nike 公司对于无报酬劳工的依赖。随后，Nike 在印度尼西亚、中国、越南和墨西哥违反工资法的情况也被曝光。四年之后的 1996 年，Nike 又被指出在柬埔寨和巴基斯坦雇佣童工。再接着，又被指控向加勒比海的某离岸账户转账以逃税。到了 1998 年，公司的执行官们不得不承认，因为 Nike 在劳工方面的问题，这个品牌已经充满着令人不满的形象。“Nike 的产品已经和奴隶般的低廉工资、强迫性的加班以及无缘无故的压榨变成了同义词，”当时Nike的主席及 CEO 菲尔·奈特（Phil Knight）发表声明说，“我由衷地相信美国的顾客们不想买在劳工被压榨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

Nike 一直以来都是无报酬劳动的产物，但作为一种象征却是不尽如此。现在，他们变成了反种族主义的象征。然而只要这些物质产品还是和对劳动力的剽窃捆绑在一起，它们与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联系就依然毫无意义。Nike 的对勾标志是一幅图像，同时也是一个缝合的产物。它被警察拒绝，却受到 CEO 们的支持，也越来越多地被法律执行机构和企业行动主义双方都试图对其表态、但同时也经常杀死的人们所生产。全美有三十七个州允许私企雇佣监狱犯人作为合同工。Nike 的门店附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前俄勒冈州州代表 Kevin Mannix 曾督促 Nike 将其恶行扩展到国内，而这一建议已经被 Nike 采纳执行。“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运输费用，” Mannix 坚称，“只要我们在这里就能为你提供有竞争力的监狱劳工。”

一件物品不仅承载着它们生产方式的声誉，同时也累积着其物质性存在之外的意义。“通过拒绝某些特定事物对我们的接近，我们定义了我们所不希望前往的场所；我们不愿意拥有、触摸、品尝、听闻、感受和看到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不想要出现在附近的东西。”女性主义学者 Sara Ahmed 如是写道。情绪，特别是那些最为简单的情绪（喜欢或不喜欢），是十分有粘着性的。它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流通，并常常像笑话一样以非理性的方式让我们对其产生反应。当看到有个家伙把他自己的 Air Max 鞋（和我脚上穿的是同款）切碎的视频时，我笑了。我的运动鞋是我的敌人，但我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运动鞋。

Maya Binyam 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作家。她也是 The New Inquiry 网站的编辑和 Bail Bloc 的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