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直率、奇特、塑料感。这些同样的词语也可以用来描述 Lak 的视角 —— 在他的设计下，男女模特们身着绚丽豪华的面料排队走上 T 台；Lak的设计仿佛被对比与反差附体，用冲突与对抗给每一件单品赋予耀眼的光辉。蓝色如血流一般渗入红色；褶皱带着难以想象的精细；一件染成肠粉色的皮质风衣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亦是如此意外而惊人。

一条条连衣裙闪着金属色泽的赤褐、深褐和彩虹色 —— 其中一条的颜色看上去就像氧化铜板上的绿锈色 —— 时而被包裹在黑色薄纱中、时而被层叠搭配在迷幻的薄荷与梅洛色的羊羔皮下。从牵牛花紫，到洋李紫和长春花紫，紫色的细微与丰富程度让人觉得些许不真实。同时也有稍许暗沉的色调；以及一整个色彩光谱的海胆色。

秀场中斑驳绚丽的锤花缎面与中式绉绸透着诱人的慵懒，T 台上散发出一股漫不经心的淡漠，然而张力却始终存在。一丝小小的冲突，Lak 标志性的束系带和褶皱所表现出的焦虑感。那些离经叛道的皱褶和花结，那些他所称之为“服饰的语音学”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设计让造型扭曲的深色羊绒衫显得镇静却不高傲拘谨。秋冬季的 Sies Marjan T 台纯粹就像是一部情节剧，坚持在视觉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高潮。让人想起《苦雨恋春风》（Written On the Wind, 1956）中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 的蓝色服饰，或是《深锁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 1955）中简·怀（Jane Wyman）那棱角分明、忧心忡忡的天使般脸庞。

Lak 的色彩理论（就这么称呼它吧）与道格拉斯·瑟克鲜明的视觉风格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应被简单的一句“电影感”带过 —— 两者的比较是更深层而直觉性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这位 35 岁设计师的初恋：电影。特别是《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1993）。从很小开始，Lak 便想成为一名电影人。他不仅从银幕上的故事与角色中寻找认同感，还对配乐、服装、布景设计、整个表演以及制作所需的紧密团队合作感兴趣。“我没法逃开（电影）。我就是《侏罗纪公园》里的那个男孩；是《E.T. 外星人》（E.T., 1982）中的 Elliot。我的房间里堆满了电影海报、电影书籍和电影周边。” 五月的一个早上，当我们坐在 Sies Marjan 的展示厅时，Lak 告诉我。他的工作室位于西26街，足有3000多平方米，工作室的尽头即是 Sies Marjan 展示厅：一个光滑的、原子般白色的空间，装饰着皮毛和悬臂式的镀铬家具。

“我和朋友们一起拍过些电影，但他们从没像我那样享受拍摄的过程。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我来说，我们是真的在拍一部影片，但对于他们，那却只是踢足球和看电视的间隙时所做的事。我想拿奥斯卡奖，而不止是玩票。可往往在一、两个小时拍摄之后，我的朋友们就会说：‘呃，Sander，我们下次可没法这么拍了。’但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我只会关心：谁是劳拉·邓恩（Laura Dern）？她还演过些什么？《蓝丝绒》（Blue Velvet, 1986）是什么？”

Lak 对电影的兴趣在那之后并没有消减。拍电影仍是他毫不动摇的当务之急，只是他强调自己对导演时尚电影没有丝毫兴趣。“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纯粹的逃离。我不想让它染上时尚作为职业而有时给我带来的沉重感和负担。我每天都看电影报道，对所有的票房销售数字了如指掌。《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的圆桌讨论是最棒的节目之一。我超级痴迷！参与的编剧和演员都很棒，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制片人的圆桌讨论。因为制片人总是些无名英雄，他们做着人们看不见的幕后工作。”我问 Lak 是否有最喜欢的一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和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的那期。我大概已经看过一百次了！我超爱那期，没什么可看的时候就会再看一遍。”

1983 年 6 月 23 日出生于文莱的 Lak，由于父亲是壳牌石油工程师的缘故，孩童时期经常搬家。Lak 的父母都是荷兰人。Sies 是父亲的名字，Marjan 则是他母亲的名字。“我妈在我爸开始给壳牌工作的时候就决定跟他一起离开荷兰。她已经厌倦了荷兰，我爸也没从喜欢过这个国家，所以一句：‘好吧，那就出发吧。’他们就启程去了挪威、阿曼，最后又到了文莱。” Lak 是家中的老二，他们一家之后搬到了马来西亚，再后来又到了非洲中部的加蓬。“差不多就是，打包自己的东西，来到新房子，把它安顿成自己的家，一路上收集各种东西。”他告诉我说，“我父母向来都是这样。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思乡这个概念。”

父亲去世时，Lak 正和家人一起生活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年他才10岁。母亲随即决定搬回荷兰，不久之后，她就再婚了。“我们就像美剧《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里的家庭成员那样相遇，然后一起生活。” Lak 在提到继父和三个新的兄弟姐妹时说。

虽然电影是 Lak 的初恋，但时尚也很快进入了他的世界。“我就是那个小时候没钱却跑去 Prada 店里的小孩，”他说，“我暗自希望店员不要看穿我，然后跟我说‘快滚出去’。我知道那种为了自己痴迷的东西拼命存钱、一个月都省吃俭用的滋味。我自己就这么干过好多次。对我来说，这就是时尚的魅力，我觉得很棒。”

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师从了露易斯·威尔逊（Louise Wilson）之后，Lak 在纽约的Marc Jacobs 和巴黎的 Balmain 都工作过。最后他到了安特卫普，在 Dries Van Noten 工作了五年 —— 直到 2015 年接到 Sies Marjan 现执行总裁 Joey Laurenti 的邀请。三年后（在这期间Lak获得了 CFDA 的新人奖），公司已经有了 34 位员工，其中 15 人在设计工作室里工作。Beyoncé、Zoë Kravit、Bria Vinaite、Céline Dion、Isabella Rossellini和 Bella Hadid 都是品牌的粉丝。Lak 形容工作室的氛围就像是一个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团队，总是效力于同样的视角和节奏；大家共同对于色彩与构图的那种既强烈又脆弱的偏好从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辅助作用。

Josef Albers、Helen Frankenthaler、Sheila Hicks、Jim Henson —— 当你站在 Sies Marjan 工作室里那些堆满成卷布料和其他东西、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前时，这些艺术家的名字会一股脑地涌入脑海中。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受 Lak 的影响：我就意识到自己正在琢磨他桌上的那瓶佳得乐冰川酷爽运动饮料是不是他的灵感源泉 —— 那晶莹剔透的液体和 Lak 的一些层压镭射设计格外相似。那瓶佳得乐饮料旁边是一支粉色的 Clinique “My Little Pony” 旅行润肤乳，外加一本艺术家 Sharon Hayes 的名为《我有太多想要跟你说。》（There’s So Much I Want To Say To You.）的展览画册。

Sies Marjan工作室里既萦绕着一种本能与技艺的浑然天成，又展现了对偏离正轨的怪异视觉效果的执着。“我们都沉浸在这个无声的迪斯科派对中，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这看起来是唯一合适的工作方式，”他说，“我的能力有限：我不会缝纫、不太会制版、也不会布景。但我周围有一群能做这些事的人 —— 以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同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 能让他们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并因为想努力做到最好而挑战我的看法，这和电影导演的工作方式简直一模一样。最后，我们所呈现的结果就像是电影的首映式。”

Lak的设计散发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首秀般的质感。服装亮相时犹如一场开幕之夜：各种材质或捕捉并反射着光线，或散发着炽热的光芒，仿佛流星穿越大气层般闪耀而富有动感。要想全面地理解它，需要再次回溯到 Lak 对电影的狂热。他的设计模拟了电影胶片中的模糊感、偶然性和神秘。“当我们看着服装时，总会想象着它们动起来的样子。我并不只是想象它们被模特穿着走秀时的样子，”他说，“我会想象它在日常生活中，在你衣橱里看上去的样子；当你把它拿出来时；当你把它穿在身上时；当你把它递给你女儿时又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在世界中流转和被使用的？它的女主人是谁？她用什么来搭配这件衣服？她正要去超市吗？她正经历一段外遇吗？”

这些都是 Lak 会跟自己讲述的故事。让他的服装焕发动感的叙事情节，就像他和色彩的关系一样，让人感觉是“自我显露”的。他始终坚持使用色彩，一些比另一些更怪异的色彩，是为了在其中找寻美丽，甚至希望。“它不需要是一件 Comme des Garçons，或是一条瑜伽裤。不必是二选一的选项。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身着色彩会让人感到如此释放；你可以看到自己表情的变化，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完全明朗。”

Lak 每晚需要睡足十小时。因为有可能多睡一会儿，他选择了这个离工作室超近的公寓。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因为“极度压力”才能工作的人。即便是我们见面的那个早上，他所穿的衣服（当然是他自己设计的）也都像睡衣一样宽松休闲。薰衣草色的丝绸被 Lak 穿在身上，不由让人想起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我不是那种需要经历失恋或面对糟糕的境遇才能激发灵感并呈现佳作的人，只要睡眠充足我就可以高效工作。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都在有序运转。这世界上有太多可怕的事，而我做这个是因为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我也想一直爱着这种热爱的感觉，我不想讨厌‘热爱’。更何况，我们只是在做衣服而已。”

Durga Chew-Bose 是 SSENSE 资深全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