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钥与秘密

眼下正值九月，每到这个时节，总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这个星期的专题中，我们聚焦让这个世界维持运作的各种小型系统，我们加入或选择群体的方式，以及我们彼此之间、之上与之中存在的泡泡。这些故事细腻又独特，诉说着各种被视为归属的全新所在。

公钥、私钥，如此简单明了。我曾经为三位记者工作过，其中一位在 2013 年时收到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 NSA）的高度机密文件，发件人是一位瘦骨嶙峋的 30 岁男子，除非万不得已，不然此人从不踏出家门一步。当时这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与 NSA 有关的书籍，而给他文件的 30 岁男子本身就像一串有待破解的密码，可我后来发现，经过破译之后，他不过是一串平凡无奇的字母、数字与符号。（换句话来说，他是个爱国人士。）

我在这段经历中的角色显然没有我老板的那么激动人心。我只是撰写研究备忘录、誊写采访，还会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简称 FOIA）的要求，索要政府始终拒绝承认或直接否认其存在的各种记录。在 FOIA 的世界里，这种回应被称为“格洛马”式作答，其名称来自美国海军深海钻探船“格洛马勘探者”号（USNS Hughes Glomar Explorer）。这艘船是否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于 1974 年从太平洋海底打捞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的秘密行动，至今仍未获得明确答复。尽管如此，我在近距离接触（千真万确，存放文件的保险箱离我的办公桌只有 15 米远）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安全漏洞之一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上一上速成班 —— 而我的老板则只是隐晦地将其称为“安全操作课”。

我特别容易焦虑，还常常会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带来的后果而钻牛角尖。我曾经认为自己应该对若干全球性小型灾难负责。这种思维定势（一如大多数性格特征，充满了各种层面的自恋）在面对“安全操作课”时有好也有坏。我常常会有一种汗毛发直的感觉 —— 就在后脖子那儿，位于肩胛骨之间 —— 深信我终归会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辜负老板，比如密码设置得过于简单，或是不慎点开错误的链接，这些都会危及他，而遭殃的不仅仅是他的书，还有国家的安全。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会阅读（在夜里！躺在我前女友的床上！有时还念得很大声！）对于保障我们“安全”（在我看来，这是为了免受俄罗斯黑客的攻击）至关重要的各种复杂的数学理论，看起来就像是个广场恐惧症患者仔细检视自己大门门锁的蓝图一样。一位 NSA 高层官员后来告诉我的老板，即便他费心保护这些秘密，但他的种种努力几乎可以说毫无用处，外国情报部门如果真心想要窃取情报，这些屏障都一攻即破。我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就能免受诸多内心的煎熬。

电子邮件加密（比如说，供人转发骑马裸照的那种）依赖于数学家所谓的“单向函数”：意思就是，从一个方向运算还算简单，却几乎不可能反向推导出来。举例而言，如果你将两个数值巨大的质数相乘，便会得出一个巨大的半质数，该数值只能被这两个质数、1 及其自身整除。26 —— 这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这份工作的年纪 —— 是个半质数，可以被以下四个数字整除：2、13、1、26。29，这是我离职的年纪，是个质数。

这两个数值只要足够大（几百位数那种），就没人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来算出构成该半质数的相应质数。即便是超级计算机，也要一个一个地猜测其可能的组合。就算调动地球上所有的运算能力，想要反向推导出构成这个数字的原始质数因子所需的时间，也比宇宙已知的年龄更长。“你睡着了吗，宝贝？你听见了吗？宇宙的年龄！！”

我当时读到这一段，感到既不安又壮美，至今也依然这么觉得。我因此近乎本能地被可以轻而易举做到却在做到以后几乎无法撤回的事情吸引 —— 从很高的桥上跳入冰冷的湖水、用短信分手、服用 LSD。密码学用到的数学运算有时被称为“陷门”（trap-door）函数。（我“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词语。）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说，我的公钥和密钥代表了一个不可逆方程式的两面，一方是另一方的产物，两者有着独一无二且根深蒂固的关系，却无人能够参透。正是这种默默存在又难以捉摸的关系，使解码成为可能。没有我的私钥，任何人都无法在宇宙因为过热而死亡之前利用我的公钥破译信息！现在，你能感受到这种平静了吧？

言归正传，女人与马。那天，我上班后第一时间打开加密电子邮件客户端，看到一封新邮件。邮件没有标题，来自一个我不认识的电子邮箱。不为人知的密谋让我整个人都激动万分。（间谍出动！）我打开邮件，输入私钥，但情况不太对劲，这封匿名信依然是一串意义不明的字母、数字与符号。美好的数学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 ——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以为的。我将窗口拉大，逐渐意识到，字母 B 与 C、美元符号、逗号以及括号等各种字符组成了一幅清晰可辨的情色画面：斑点马，还有袒露胸脯的女人。到底是谁发的这封邮件？应该不太可能是俄罗斯黑客。

我在此后会频繁产生当时那样的感受：尴尬、偏执与失落交织。密码学乃至黑客与间谍的世界里充斥着这样的事物：与全球命运息息相关的感觉，以及狗屁不通的愚蠢废话。

这儿有一个例子。斯诺登（Snowden）的许多文档都以 PPT 的形式介绍了能够入侵外国高官（或是缺乏道德操守的研究助理……）电子邮件账户的各种先进技术，其中还不时出现各种网络流行语（pwn、noob、l33t）以及来自互联网最肮脏的边缘地带（IRC 聊天室、Reddit、4chan）的表情包。我记得其中有一页讨论的是“集合优化”（collection optimization），这是一项 NSA 的技术，旨在大量搜集网络数据时将不相关的信息加以区分，配图则是一张“Emo Cat”的迷因：“Emo Cat：没有人懂我。”（注意：这都是一些足以将人置于死地、推翻政府甚至摧残生灵的技术。）

还有一个例子。我那时使用的是全球领先的加密程序，叫作 PGP，全称是“Pretty Good Privacy”（一级棒隐私），名称来自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综艺广播节目“Prairie Home Companion”（牧野家庭之友）中主角经营的虚构杂货店“Ralph’s Pretty Good Grocery”（Ralph 的一级棒杂货店）。（恶心！）更精彩的还在后面：PGP 依托的协议，是由一帮跟我一样为无法逆向运算的神奇陷门函数折服的人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发明的，NSA 曾经试图依据与禁止核武器贩运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监管与封禁。

在这些人眼中，公钥加密技术 —— 美丽的单向数学函数 —— 的危险程度堪比原子弹。（还算）对用户友好的密码学的前景威胁到了通信情报最根本的特权（即轻而易举地获取我们最私密的信息且毫无受罚之忧）。这个爱开玩笑且十分精通密钥的 Twitter 用户给我发送的这张大胸金发女郎骑在阿帕卢萨马上的字符画，使用的正是一度被美国政府视为危险武器系统的高科技，未经授权使用这项技术传播信息会被处以很长时间的监禁。明白了吗？这就是一场愚蠢与致命的激情联姻。

女郎骑马图始终让我感到有点“脏”。数字隐私的世界充满了洁净的隐喻。网络安全专家建议我们养成良好的“数字卫生习惯”，以此减少遭受 cookies（信息记录程序）、病毒与黑客的攻击。这种说法常常让我想起导演 Todd Haynes 1995 年的作品《安然无恙》（Safe）。影片中，Julianne Moore 扮演的 Carol White 是一名生活在美国南加州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主妇，她生活压抑，由于对空气污染物及工业化学品敏感，罹患一种难以确诊的身心失调类疾病。Carol 之后不得不自我隔离，逐渐远离开朗且喜爱尝试时髦节食餐的朋友、冷淡又专横的丈夫，以及任性的继子。最后，她跑到 HIV 阳性的新纪元（New Age）宗教领袖 Peter Dunning（Peter Friedman 饰演）专为“环境类疾病”开设的机构，将自己封闭在临时打造的泡泡内。Dunning 会在每周的布道中说：“我们与创造我们的能量一体同心。我们很安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安好。”

Carol 焦虑不安，得不到重视。此前在郊区的家中，她因为害怕针对种族的犯罪、乱交与艾滋病而足不出户，对她来说，在此地与世隔绝既是一种疾病又是一种解药。“这里让我……比以往更加清楚自己的所在。”Carol 说。让她焦虑难安的是只重眼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提出“深层生态”与“福祉文化”这样的概念却从不认真对待。Carol 在电影的结尾依然没有痊愈，甚至比之前更加严重，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却也无比孤独。她不再受制于中产阶层生活的束缚，同时又在新形势的虚假归属与自我克制中安于现状。

我对于“数字卫生习惯”的偏执和 Carol 的病症一样，既合情合理，又有点神经过敏，而无处安放的焦虑更是让我每况愈下。我们在网上身在明处，毫无私密性，安全感也无从谈起，而且，我们越是想尽办法减少隐私的暴露，就越难以沟通，无法去往上了锁的房门之外的地方。安全意味着难以抵达，有保障意味着与世隔绝，我们最初因为寂寞而上网寻找寄托，如今连这样的希望也落空。那些沉迷于安全文化的人结果只能与同样痴迷 —— 并且明白这一点 —— 的同道中人沟通。

“隐私是个人的权利。”爱德华 · 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 2016 年时这样说道，“我们正因此得以按照各自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现自我。”这话其实挺不知所云的。他所说的这种隐私，是个人在自己的思想之中建构的一方不受外部控制的空间，此前仅对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开放 —— 即便如此，也不过是一种聊以慰藉的幻想。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过着相互依存的生活，出于生活所迫，在社会与心理的各种纠葛之中过日子。我们没的选。我们应当出于对彼此 —— 而非自己 —— 的忠诚，捍卫隐私（以及保护隐私的各种工具）。监控之恶就在于其具有摧毁社群纽带的能力，使我们彼此逐渐疏离。如果我们因此失去爱的能力，“安全”得到保障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一个体系在迫使人们进行自我暴露的同时，还系统性地藐视个人的自主权利，我们就有理由不去信任它。“监控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是我们在数字生活会员资格要求的诱使下，将个人无法控制的许多关于自我的点点滴滴抛洒到网络上。（安全专家将这种痕迹称为“数字废气”，Carol White 应该会喜欢这个名称。）我们想要精心修整自身网络形象的各种轮廓与光影，这一行为既合情合理又有点神经过敏。我希望“自我的权利”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下得到保障，但我不会认为这就是“隐私”。我也不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密码学或与世隔绝来达成这一点 —— 就像律师 Warren 与 Brandeis 在著名文章《隐私权》中写的那样：“不受打扰的权利。”我们不得不首先经受更多 —— 而不是更少 —— 彼此的损害，才能免受生活中各种难以回避的义务的拖累。这样的义务与其说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富有的内向人士致富的动机，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及需求应运而生。

眼下的这场疫情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我们如何区分到底是符合流行病学的病症还是神经过敏，如何在具有公德心的自我隔离生活中获得团结感。我使用 Signal 之类的加密聊天软件跟我戴口罩的理由一样，因为我在乎。这是打造我们的理想世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找到的唯一慰藉并非关注自身的安全，而是更多地对外部世界中他人的安全投以关注，尤其是那些比我更加脆弱的人们。我们没什么独特之处，也没有不可告人之事，但我们所爱之人也许并非如此。

秘密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有着一席之地。一年前，我获悉自己的女友为她的前男友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这个秘密关涉的并非个人而是专业领域，并且竟然与我多少有些关联。换句话说 —— 依然十分隐晦 —— 虽然我很想知道这个秘密，但我没有权利知道。事实上，她确实有义务为他保密，这也是我们对我们爱过或爱过我们的人最基本的道义。（就像 Lucinda 唱的那样：“我只要求/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透露的那些秘密。”）可是，女友没有背叛她的前男友这件事本身，让我感觉仿佛是对我的背叛。发现这个秘密等于无形中勾勒出一条无形的线，将她和他，乃至他和我连接到了一起。

有个朋友最近跟我说，秘密只有在分享过后才成立，或至少，想法与秘密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害怕会被泄露。我的女友成功保守秘密的关键在于她已经忘了这件事的存在。秘密本身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等到我获悉并（愚蠢地）找她对峙后，这件事才后知后觉地成为一桩秘密。

这起矛盾之中纠缠着各种义务，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会让我满意。而我身为一个局外人，痛苦则主要来自自我中心式的心态。不过，这段经历让我想到，秘密的力量如此之大，能让我们彼此相连，从中产生的亲密感能够使人团结。当秘密变得众人皆知，就成了一场密谋。而在同谋者之中，安全并非自私的负担，而是一种共同的需求。就这种情况而言，我建议大家都改用 Signal。

Sam Adler-Bell 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生活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他也是《Dissent》杂志旗下播客“Know Your Enemy”的联合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