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推文打造的黑人时尚宝典

对我而言，“时尚”指的是整个产业。依据这一行的规范，我们的分类很清楚 —— 我们会用“服装”和“服饰”来指代实际的衣服。时尚的意义则包含了整体商业行为。

我是从工作中学到这些的。多年的时尚出版经验，也就是更贴近商业面向的营销范畴，这让我能够充当庞大体系中的小齿轮，从而认识到产业的内部结构，看清其本质。

很一大部分是来自电视、电影里看到的服装，我至今仍然非常喜欢研究这一块。我还看了很多杂志。生在一个黑人家庭，有黑人妈妈陪伴长大，这意味着我有机会接触到《Essence》（不是那个化妆品牌）、《Ebony》等杂志。我每次都会等到妈妈读完最新的一期再偷偷拿起来看，翻阅里面的照片，看着那些与我有着相似肤色的美丽黑人女性。

我爸爸是个电影迷。我们在一起时常常会看电视和电影。在那段观影经验之中，我最享受的是欣赏各式服装：每当我看到具有时代感的衣服，便会开始猜测年份，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穿，这些衣服又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至于北卡罗来纳州，我其实来自南部，我自认是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以南方文化为傲。在这里，兼具南方与黑人两种文化身份是一种荣誉，很多属于我们的时尚风格和潮流尚未被白人文化收编。我想做的不只是记录那些已被大众流行文化接受的经典黑人时尚与重大时刻，还想要收录起源于南方的旷克音乐（crunk）及斯奈普音乐（snap），还有我们都习以为常的海绵宝宝睡衣与儿童卡通书包。在北卡罗来纳州度过的童年充满了这样的细节，对我影响深远。

我的很多实习工作，尤其是在《W》杂志的那份实习，都是我在离开大学之后找到的。我在学校原本主修时尚，全家人深知我勇于表现的性格，自然十分支持我。我确实热爱时尚，所以当我想要把主修科目改成历史时，父母的反应是：“不对，你只是刚入学还没找到方向，坚持自己喜爱并擅长的领域才是正确的选择。”我对此感到非常矛盾，接着就因为成绩一落千丈而休学了。当真的离开校园后，我反而下定决心：“好，现在朝着更贴近时尚的方向努力看看吧。”

在我的家乡，最在乎时尚的族群是那些为新闻台制作时尚节目的人，所以我锁定目标，找到了那个主持大局的女人：Tasha Strong。她很好心地给了我机会，而且还把我绍给另一位杰出的黑人女性 Bridgette West（顺便在此感谢黑人女性的同胞情谊），她营运的《Charlotte Style》杂志已经扩展成《Carolina Style》杂志。我向她毛遂自荐，最终得到她的同意，成了她公司里的实习助理，并且为杂志撰稿。我一步一步在本地时尚圈打好基础，等到登上更高位子的机会出现时，我已经有了一份拿得出手的履历。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回想起来，我是离开那个圈子之后才展开这个项目。我对于在《Vogue》那段时间的某些遭遇非常坦白。从一个黑人女性的出发点来看，那不是一个特别友善的工作环境。所以，进一步回顾那些经验，我终于理解自己日复一日与白人文化对抗的现实状况。我身为黑人，在当时的工作团队中势单力薄，我了解到杂志的编排是如何受到营销策略的影响，而营销策略又是如何被客户主导，这其中牵涉的利益交换令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出席会议、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就不会有人注意到黑人文化的力量。

我深刻体会到，这群人在工作中完全以白人为本位，他们不仅仅忽视黑人文化，甚至都没意识到需要考量、面对、学习任何白人文化以外的事物。我们没有这种特权，我们必须掌握自己和他们的文化知识才能生活、工作并维持人际关系。这份体悟让我变得更有热情，想着：“好，这些事情都值得好好铭记在心。”

我觉得这个项目具有两层意义。我无意教育白人，尤其在建立资料库时，我没有预设观众到底是谁。我从来没有说：“听好了，白人，你今天必须学到教训。我要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被我抓到了吧！”那不是我的风格，我更像是在说，“欢迎大家了解一下这些事实。”纪录是为了追溯历史。我希望三十年后的人们依然能看到这些内容，或是前往国会图书馆搜寻这些推文时，依然能够打开。我现在的工作内容，无论是论文、报告，还是课堂作业，都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为目标。研究生的文章必须包含特定类型的资料，像是大量学术期刊这样可以为人引用且有实体承载的文字。任何没有可靠资料佐证的东西都是空想。

当我们完成一篇学术性文章或论文后，很可能会受到邀请，在其他学者面前发表作品。包括服饰历史学家、教授以及时尚相关学科的讲师在内的各路学者在听完之后，可能会说：“我正在课上介绍各种设计师，我也许会引用你对 Ola Hudson 的分析。”

那样的话，我们的历史就会过于片面单一。比如说，我们都看过《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分析文章、影集、时尚介绍等等。每当我们谈及电影中的服饰时，老实说，都不得不提其中各式各样的帽子。然而，提及制帽师 Mildred Blount 和这部名作的渊源的资料却少之又少。就是这样的事情，让我每天迫切想要发推文。如果我们重看上世纪 40 年代及 50 年代的访谈便会发现，没有人在讨论这部电影时提及这位黑人制帽师。既然如此，那人们要从何了解到这部电影中也有她的功劳呢？她改写了时尚历史，她的名字应该占有份量。我知道有人会说：“别在意，不过是服饰罢了。”但对我而言，分享这些人的故事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郑重对待，历史中的各种细枝末节就会滑入裂缝，消失无踪。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加以管理。

我没有具体的想法，也不觉得现况会改变 ，因为时尚跟其他产业的连结过于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身。要了解不平等的根源，我们必须先从制作这些衣服的人开始了解。他们按照什么标准获得酬劳？工资是多少？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就会涉及劳动法，还需要搞清楚谁持有品牌授权，谁又会从中获利。大家都将棉花视为纺织品吗？还是有必要就这个定义重新展开讨论？黑人需要得到赔偿吗？眼下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究，我还无从设想。目前可以看到，各大杂志九月刊的封面确实都考虑到了种族问题，但坦白说，各种呈现方式都非常虚假和肤浅。我非常喜爱艺术家 Kerry James Marshall 和他的作品，但将他的画作放在时尚杂志封面，究竟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曾经登上《Vogue》封面的黑人女性只有蕾哈娜（Rihanna）、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碧昂丝（Beyoncé）及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这对黑人社群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变得像碧昂丝那样大牌才有资格上封面？我们必须成为 Kerry James Marshall、Angela Davis 才能获得认同？因此，我承认自己对时尚产业没有理想愿景，但同时我也不认为这是我或其他黑人应当费心去解决的问题。

我不确定，这个问题牵连太广。LVMH 作为零售商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不能与出版商、品牌、社群媒体一盖而论，所以实在难以提供明确的解答。大众往往误以为时尚是单一产业，但其实不是。我们跟其他产业一样，是由各种不同的劳工组成的体系。要破除这种成见，首先我们应该“从商业行为开始检视整个产业”，接着进一步追问：“时尚网红需要哪些资源？设计师需要哪些资源？出版商需要哪些资源？自由业者需要哪些资源？造型师需要哪些资源？媒体、营销与公关部门又需要什么呢？”也许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平息之后，我们应该彻底拆除并重建整个分工体系。最近纽约时尚周的日程表出来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依然坚持要举办时装秀！我实在不懂主办方的逻辑，为什么要在非常时期冒险聚集人潮？

以我在经典品牌工作的经验来说，这些历史悠久的品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抗拒改变。它们之所能走过超越半世纪的岁月，靠得并不是创新，所以它们也不会试图改变做法。创新对它们来说反而有可能暴露弱点。

这个产业需要变革的地方太多了。不同品牌各自的素质乃至其运作机制，直接决定了一个产业体系的健全程度。如果大多数的员工都是白人，那就意味着体系天生有缺陷。如果要不断跟信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家打交道，现状又怎么会得到改善呢？我们无法通过对话解决这种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还有时尚界泛滥的裙带关系、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等等，我真的不知道要从何下手。这个产业跟人们在对抗的其他体制一样腐败。不过我想再强调一次，找出解决之道并非弱势族群的责任。白人应该要振作，要集思广益，认真探讨下一步该怎么走。既然以白人为中心的思想有毒，那么把毒清干净之前，所有号称能改善体系健康的药方成效都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