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yes Blood，勇往直前

关于个人神话、噪音音乐和音乐的力量

采访: Laura Snapes
摄影: Sam Muller

神秘、近乎赞美诗一般、怪诞不经，Weyes Blood 似乎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显得颇为游离。歌手 Natalie Mering 选择了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处女作小说书名《Wise Blood》作为自己的同音艺名。她以希腊神话和星星的名字来命名她的歌曲，创作了一系列情绪饱满的巴洛克式音乐，仿佛从那些被未来主义者的《Space Oddity》与卡朋特乐队的日常白日梦共同占据电台音乐时间的 70 年代初时空穿越而来。在注重音乐的简约与反讽并低调叙事的今天，她的音乐质感丰满，并有着大胆的情感表达。

在她 2019 年发行的专辑《泰坦尼克号升起》（Titanic Rising）的封面上（专辑名称来源于 1998 年的好莱坞大片），Mering 漂浮在一个 90 年代青少年卧室翻刻版的水下异想世界里。她最新的音乐和之前的创作相比，感觉更深沉、更有流水质感，也更沉重，或许是因为最新的音乐是在她土星回归期间的创作——当土星回归到一个人出生时其所在的位置时，据说这段时间会引起精神上的动荡。尽管如此，在与领养的博美犬一起生活在洛杉矶家中的 Mering 进行电话访谈时，我发现在人类所面临的技术和环境问题危机方面，她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尽管对于美，她依然保持开放的态度，她自称为“酒神的冲动”。

今年 31 岁的 Mering 直到 25 岁左右才允许自己开始对美感兴趣：在青少年时代和刚成年的时候，她都在玩颇具挑战性的噪音音乐。当开始怀疑实验音乐圈的男性只是因为她满足了攻击性和强势的理想男性气概才认可她时，所以后来她离开了。Adam Curtis 关于广告心理学和广告对大众的操纵的纪录片《自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Self）重申了创作建立情感联结的音乐的尊贵性。而 Mering 也开始意识到清晰性和通俗性的潜力。就像她常说的那样，创作听上去像 70 年代经典歌曲的音乐本身成为了一种反叛的形式——当所谓的“前卫”定义开始固化时，必需反其道而行之。

Weyes Blood 唱出的并不只是带着挑衅的复古：在 Mering 看来，70 年代录音室技术的超现实感非常适合表达我们当代社会的范示转移所带来的怪诞感。在谈到新专辑《泰坦尼克号升起》时，她既乐观亦同时指出气候危机、过剩到让人窒息的电子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问题 —— 比如，James Cameron 电影中的典故并非出于他对 90 年代的怀旧，而是对电影如何将男人的傲慢包装成爱情故事并兜售给小女孩们的控诉。她在《很多都将改变》（A Lot’s Gonna Change）中唱到：“你生命中的很多事都将发生改变。”“试着对它放手，继续前行。” Mering 说，区别在于是创作抑郁、悲伤、沉溺的音乐，还是找到一条继续前行的道路。她希望自己的创作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她对于自己的这个宏图大志豪不掩饰的样子也让人感到钦佩。

Laura Snapes

Natalie Mering

你最近两张专辑的歌词内容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在 2016 年《去往地球的前排座位》（Front Row Seat to Earth）中，你似乎更多的是在等待着某个人来给你答案。而在《泰塔尼克号升起》中，你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怎么会有这个变化？

创作《去往地球的前排座位》那会儿，我还挺年轻的。但在特朗普当选前后那段时间，世界变了。我的土星也开始回归。我知道我要唱的歌会是我以后每天晚上都必需得唱的，所以我得确保自己一直都能发自内心地去唱它。对谈论更为抽象的概念感到更自在，而不总是在诉说得不到回应的爱恋，这需要一点时间。很多歌都经过了多次不同的演变，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还在改歌词。

你曾经说过希望专辑能帮助人们理解自身的感受，并作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孤离”的指引。你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曾经一度执迷于“撤销”。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学着放手，随遇而安。因为科技的发展，从 90 年代末开始，我们可能就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发生了转变，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与其因此感到沮丧，并让技术和资本主义乘机利用你的弱点——如果你真的想要变得强大并对抗那样的趋势的话，就得接受自己人性的弹性，接受事情会变得糟糕，并发生变化。至少我们都还在这里。我现在还是会感到抑郁，但比起训练自己变得强大之前已经好多了。

这种变化是多久之前发生的？

就是最近的事。我有好多年都挺闷闷不乐。因为我意识到人们需要彼此才能保持理智，并对我们所需要关注的事保持清醒。在经历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以及如今因为科技，我们在面对人与人际关系变得过时的情况下，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继续保持希望。我觉得这种情形永远都不会彻底显露出来，但你是能感觉到边缘效应的。

为什么你觉得人际关系正在变得过时？

现在的状况是你好像觉得是和人在一起的，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在一起。你可以一整天都在跟人聊天，但却未必见到一个人。一切都在让人陷入到不再需要别人的陷阱中。每个人都在逼着你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职业人士，并全靠自己摸索出来，而不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样做的不幸负面效应就是情感联结的缺乏。

Weyes Blood 身着： 3.1 Phillip Lim 西装外套、 3.1 Phillip Lim 长裤及 Ann Demeulemeester 靴子顶图单品： 3.1 Phillip Lim 西装外套

你过去十年搬了很多地方。似乎寻找社群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的，我见证了 DIY 社群慢慢消失。现在所遗留下来的，不过时勉强的苟延残喘。在鬼船（Ghost Ship）仓库着火事件发生后，很多空间都被关闭了，而且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参加活动的人也少了很多。我真的很高兴看到过 DIY 社群以前蓬勃壮大时期的样子。现在，很多事都更加机构化了。

从外界看来，似乎你在加州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社群。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这里有很多特别棒的音乐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可以聚会的地方。地下音乐已经不复昨日的光辉了。更多人想要直接到真正的演出场所表演，有一个演出经纪人和经理。更多人想要跳过 DIY 阶段，直接进入市场机制，因为 DIY 圈了无生机。

跟我说说对你产生重要影响的 DIY 时期的经历吧。你在青少年时期做了一个六根弦的噪音乐器。

那叫泛音吉他，我高中的时候用两块木头和一些琴弦做的。那是根据 Glenn Branca 发明的一种乐器打造的——它看起来像一个滑音管吉他，但你是在琴弦上弹奏泛音。它发出来的声音非常特别，听上去不像是在弹奏一个饱满的音符。

Weyes Blood 身着： 3.1 Phillip Lim 西装外套及 3.1 Phillip Lim 长裤

Weyes Blood身着： Totême 圆领衫、 MM6 Maison Margiela 西装外套及 MM6 Maison Margiela 长裤

Weyes Blood 身着： VETEMENTS 长款连衣裙及 Jil Sander 高跟鞋

你那时候的表演是什么样的？

我做过一些噪音演出，在人家家里、地下室、书店、酒吧都演出过。你可以给一个人写封邮件，那个人会认识一个在哥伦布市的人，然后那个人又会认识一个在密歇根州的人。我曾经通过给人写邮件安排了一次在欧洲的巡回演出。

你那时候多大？

我 15 岁的时候就开始以 Weyes Blood 的名字演出，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我做 freak-folk 风格的音乐，在家庭派对上弹吉他，并进行不用麦克风的清唱表演。然后我又开始玩泛音吉他和噪声音乐。直到 22、23 岁的时候，我才形成了现在你所听到的 Weyes Blood 风格。我放弃了泛音吉他和自由形式的噪音，回到写歌，因为我发现我在那方面比较在行。

怎么会？

我很喜欢旋律、音乐的复杂性，以及歌词。我有着“酒神式的冲动”和超越的渴望，我觉得我当初做噪音就是因为这个。这么说不是出于冒犯——但我开始意识到即兴音乐圈的人之所以做即兴和夸张的表演，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们不会做别的。

感觉那段时期是典型的青少年拒绝美和女性化的阶段。

是的，我觉得我可能之所以感到压力不写美丽的音乐，是因为男性更喜欢看到女性惊慌失措的样子。尤其是当我进入到噪音圈的时候，我会因为表现得特别有攻击性而更受赞誉。一旦意识到在那个圈子里男性想要看到女性做的是什么样的表演，我就觉得，我偏偏就是要给他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并通过创作那样的音乐来淡出噪音圈。不过，了解那样粗旷的状态真的对雕刻特别细致复杂的音乐很有帮助。

你为什么会对 DIY 感兴趣？

刚开始念初中的时候，我很不合群，觉得自己特别怪。那是 2000 年，主流文化已经变得非常不修边幅和痞气。虽然那时候我只有 12 岁，但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超级男孩乐队一类的音乐烂透了。我注意到那时候有些小孩决定和所有糟糕的一切撇清关系，他们穿成一身黑。我立刻就加入了他们。我最早看过的现场演出的乐队叫“Satan's Anus”（“撒旦的肛门”）。那哥们儿喝了一加仑的牛奶，然后在打鼓的时候吐了一地。我那时候才 12 岁，就觉得“哦，哇！”

你似乎对文化如何影响操纵孩子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度。你是怎么形成那种意识的？

我妈特别爱看浪漫喜剧片。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它在找机会左右我的情绪，尤其是当我开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当所有会发生在电影人物身上的事都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煽情的成分。所以我开始看 John Waters 和 David Lynch 的电影。从《穆赫兰大道》（Mulholland Drive）到《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你会很明显地发现哪些电影是属于超现实主义和怪诞的，而哪些只是在煽情和操纵你的情绪。也许林奇也会操纵观众的情绪，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导演的话必须得这么做。但我就是受够了剧情叙事。

你觉得现在的你和青少年时期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吗？

似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事都发生了变化，你累积了更多经验和人际交往关系，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核心并没有变，我还是那个痴迷音乐和艺术的女孩，通过创新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但 Weyes Blood 在创立至今的 15 年里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现在大家认识的都是这个版本，你会觉得因此受到牵绊吗？

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此，因为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不足感。很容易会觉得有“冒名顶替者综合症”的感觉。现在有那么多人在做音乐，为什么会有人要听我的音乐呢？但我还是试图把技艺放在首位，不让不安全感影响我的词曲创作。至今我还没有真的为了听众而写歌，但我的确在努力为广义的人性而创作。

Laura Snapes 是《卫报》音乐板块的副主编以及《Liberté, Egalité, Phoenix (Rizzoli)》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