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ah Al Qasimi：监控之下的真实与伪装
关于私人和公共空间摄影及“自拍”
- 采访: Maya Binyam
- 摄影: Tonje Thilesen
在接受我采访的前一晚，Farah Al Qasimi 做了一个 “bodega cake”：蓝色圆环海绵蛋糕，外层包裹着蓝色椰子奶油芝士糖衣。蛋糕的装饰部分则是在冰蓝佳得乐里加入琼脂片—— 一种从海藻中提取的植物胶 —— 以后煮开，再把糖浆倒入模具中冷却制成的。甜点成品让人眼前一亮，仿佛后末世时代人类制造的带有辐射的婴儿食品。
Al Qasimi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阿联酋和美国纽约拍摄的，这些照片目前正在纽约市内遍布五个行政区的公交车候车亭内展出，为人们带来由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乐趣编织而成的美妙瞬间。在《五星理发店》（5 Star Barber Shop，2019）中，镜中镜的巧妙构图把正在修剪头发的理发师与顾客嵌在了虚实难辨的镜像迷宫之中。《鸟舍》（Aviary，2019）里则有一名女子正在拍摄人造沙漠的一隅，沙漠上方是布满荧光灯的天花板，远方的地平线则是印着沙丘的墙纸。这张照片是在阿联酋拍摄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版图都是由真正的沙漠构成，极度干旱，特别不适合人类居住。“对于许多和照片打交道的人来说，作品之中的某种共性往往与作品的拍摄地点息息相关。”Al Qasimi 对我说道，“不过，我试图打造的是一个与地理位置没有太大关系的影像世界，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灵版图。”她的照片中充斥着强烈的光线，而且光源往往是荧光灯，要不是照片都特别美，这样的氛围看起来还挺瘆人的。一切都看似诱人，但同时又如同毒药般危险。 在 Al Qasimi 的首部长篇视频作品《Um Al Naar》（2019）中，标题同名人物是一位深受误解的神灵，她深陷在抑郁情绪中苦苦挣扎，讲述自己默默注视着女人们的一个个寂寞夜晚。“她们会在家花费大量时间，用糖制作各种美丽的东西。她们用糖霜、黄油和奶油做玫瑰，以各种精妙绝伦的方式装点食物。”Um Al Naar 说道，“这种行为本身就如同舞蹈般美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活动 —— 也许本不应该被人看到。”视频虚构出一档政府赞助之下的真人秀节目，出人意料地透着浓浓的忧伤。观看时，大家都会禁不住对这位身披被单的古老灵魂动容，为她不得不在平日里久久躲藏而心有戚戚。Al Qasimi 的拍摄对象通常都带有伪装，要么是自身形象受到了无生命物体的遮挡，要么是因为对象本身受到制约，无法卸下装扮。 采访一位试图摆脱语言束缚的艺术家看起来挺矛盾的，因此，我们主要聊的都是有关影像的话题：蛋糕、针线，以及可怕的真人秀节目。慢慢的，我们的交谈抵达了主题的核心。
Maya Binyam
Farah Al Qasimi
你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阿联酋拍摄的，这是一个极其维护自身形象的国家，而这种形象往往建立在对该国劳动者的压迫之上。拍摄一个频繁通过广告吸引消费者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体验？
就国家建设的研究角度而言，阿联酋十分令人着迷。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其选择的自我定位 —— 基于地理特性与国家边界而言 —— 正以一种比较张扬的方式渗透到国内的各个地方。我一直在与其他影像竞争，但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视为一种回应，这样一来，只会使那些堆砌出来的虚构画面拥有更多深意。我常常好奇，在这个仍然有各种部落生活的地方，人们会如何定义并表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你指的是？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世界的定义来看待女权主义的历史，就会形成一种观点，即存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这通常会带来更多流动性以及更普遍的平等，诸如此类。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们很难用实际看到的情况来衡量其发展程度。例如，在阿联酋，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性别角色的转变。在 1971 年结成联盟以前 —— 当时，沙迦（Sharjah）、富查伊拉（Fujairah）、阿治曼（Ajman）、乌姆盖万（Umm Al Quwain）与阿布扎比和迪拜结成联邦制君主国 —— 女性仍然是社会结构中极为显见的组成部分。她们能随意出门办事，也不是非得戴头巾不可。在脱离英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中，女性极为重要 —— 尽管抵抗运动呈现出来的外在形象是一群男子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结成联盟。随着石油带来的利润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觉得，女性的角色应该朝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中的理想形象靠近，在这种理念中，女性应该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在政府任职，并且掌握特权与权力。可是，什么样的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如今形势已经与当年大不相同，这个国家也坐拥巨量财富，人们因此开始轻视体力劳动，并将这些工作外包了出去。阿联酋现在有一个女性纪念日，专门用来庆祝阿联酋女性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可是，谁在带小孩呢？又是谁在打扫屋子呢？我并不会仅仅针对海湾地区提出这些问题，我也会对那些不断在讨论“女性应当拥有一切”的西方女权主义人士提出相同的问题。女性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无论如何要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工作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那些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工作。
你在阿联酋拍摄的照片绝大部分展现的都是私人空间 —— 不是别人家里，就是别人店里 —— 这可能是由迪拜与阿布扎比的建筑风格决定的，那儿的公共空间也有赖于商业的支持。你最近刚刚受到美国公共艺术基金会（Public Art Fund）的委托，在纽约的公交车候车亭展出一系列照片。你是如何在这种照片的“迁徙”过程中摸索出方向的呢？
在准备这些受公共艺术基金会委托的作品时，我想到了某些具有私密属性的公共空间。我为此准备的其中一幅作品拍摄的是英国布莱顿海滩的一位美容院老板。照片中的她正在为一名年轻女子修剪眉毛，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她的后背，以及她穿着的衣服图案。我经常会去沙龙刮唇毛，这种体验非常有意思。我现在已经有了相熟的美容师，但我头一次去的时候，对于这个完全陌生的人和自己靠得如此之近感到十分惊讶。我进去后，美容师便说：“你还得打理下眉毛。”这也算不上是种冒犯，因为她并不是在批评我的眉毛。这其实是种关爱的表现，她其实是在说：“我来替你搞定吧。”
口吻就像自己的阿姨一样。
正是如此。这就像是自己的亲戚会说的话，听起来略显刺耳，但你知道，对方百分之百是出于好意。交由别人来打理自己的形象，这件事本身极度私密。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我作为摄影师与人们建立的关系 —— 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
你自身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看起来往往像是自己的分身。在作品《身体商店》（Body Ship，2017）中，你要求阿联酋的摄影工作室把你拍得“美一点”。在那些照片里，你看起来像是五官经过调整的低保真版本的远方姊妹 —— 面部暗淡又平滑得不可思议。你在纽约 Helena Anrather 画廊举办的个展上展出的《更多好消息》（More Good News）中找来一名印度裔美国女子来扮演自己，然后在展厅内循环播放你的家人被监听的电话交谈内容。你是怎么会想到要通过这些不完美的分身来展现自我呢？
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的自我都是不完美的分身。我深受抑郁症的煎熬，常常会听到自己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没有任何值得被爱的地方。”我只有通过朋友和家人的视角才能与这种声音相抗衡，逐渐将其压制住。当我们感到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时，想要为之奋斗便非常困难，我的应对方式就是调节心态，以一种更加幽默的态度面对，我会有意识地放手，不再试图去掌控。在 Helena Anrather 的那场展览主题在于监控，以及 9/11 之后美国社会对于阿拉伯人及南亚人的偏见与歧视。因此，我在那场展览中有意识地选用了一个跟我看起来都不相像的分身，以此来表现主题。
国家监控机制就是从被监控对象这里提取数据，然后创造出一个很难展现真实面貌的分身。如果你有着深色皮肤，而且还很贫穷，那你的分身往往就是个罪犯。不过，你拍摄的肖像往往都很幽默，照片里的人物或是以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微妙方式展现自我，要么则是被毯子、毛绒沙发等日常居家用品遮挡住，看不清面容。当你将幽默作为工具或手段来使用时，希望体现出什么样的价值呢？
世界上充满了各种问题，但美国独有一种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的压迫体制，叫人难以捉摸。我感觉，尽管自己一辈子都在跟监控系统与种族定性打交道，还是难以完全接受充斥着这些事物的现实生活。我从阿联酋拨到美国的电话始终受到监听，小时候，我还会听到别人在电话里呼吸的声音，或者是串线后的动静。这让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好像犯了错一样，而他们则在一旁看观察，等待我们真的犯错。我以幽默的方式来表现这些黑暗元素的荒谬之处，也以此挑战这些事物的存在权利。我用这种方式将视线瞄准这些事物，然后说：“这并不正常。”同时也是在以此拒绝屈服于生活中的这一常态。我是在说：“嘿，等一下，也许我也有办法。”我是在直视他们，并且说：“也许我也在观察你们。”
你不仅是艺术家，也是一名摄影记者。代表新闻机构拍摄照片的过程与你自己拍摄时是否有相一致或相背离的地方？
两种过程并没有太大区别。我很幸运，与我合作的编辑都能理解，艺术家这个身份对我来说高于一切。他们往往会将一些有机会在视觉上自由发挥的项目分配给我。这其实在于将自身的感性认知投射到影像之上，而非仅仅当作工作内容。
你在去年为《纽约时报》的一个故事拍摄了照片，你和作家 Liana Aghajanian 在美国周游了两个星期，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你在宾州的米夫林县（Mifflin County）—— 那儿 97% 的人口都是白人 —— 拍摄了一名女子，她戴着一顶印有“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穿着一件特朗普主题的 T 恤衫，还别着一枚印有特朗普名字的徽章，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摆放着与特朗普有关的周边。她在照片里举着一张印有特朗普面孔的假身份证，仿佛这是她的第二自我。你是怎么会拍到这张照片的？
拍摄过程相当困难。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克制住自己，不以过分批判的态度看待他们。倒也不是想维护他们，但说到底，当我和他们面对面坐下来聊天时，他们也更倾向于谨慎地思考问题，表达时道出的观点，也跟他们身处人群之中的发言不太一样。与此同时，这种交流也让人心力交瘁。公路之旅的末尾，我和 Liana 来到新罕布什尔森林中的一座进步派的教堂参加礼拜。那个星期刚好发生了代顿枪击案及阿尔帕索枪击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各地出没，我们也密切关注着新闻。我前往教堂时，认为自己和那些去做礼拜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在做礼拜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些关于同理心的话，让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不管身在何处，我总是有一种将整个世界当作动画看待的倾向。我必须抱持希望，但愿世界能和动画一样尽可能的明亮，而且包含着一些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非比寻常的事物。
Maya Binyam 是一名作家，生活在纽约，她是《Triple Canopy》杂志的资深编辑，也是《The New Inquiry》线上杂志的编辑。
- 采访: Maya Binyam
- 摄影: Tonje Thilesen
- 化妆: Aya Tariq
- 美甲: Lila Robles
- 翻译: January Yang
- 日期: 2020-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