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科学记者 Zoë Schlanger 主讲气候变化大师课

我认为只要我们依然还在制造和生产全新的东西，就是在很直接地与中止环境污染的整个计划对着干，随后又试图扭转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在个人层面，我现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二手货。我的爱人在这方面其实做得比我还要好，买新东西在我们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禁忌。

有个现象我非常感兴趣：很多登山和野营服饰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这并不是所谓的“快时尚”，并不是为了只穿一季而设计的，可以一直穿下去。相比之下，买上一双耐穿的登山靴要比在接下来十年里买上四十双 Keds鞋好太多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正如所有时尚潮流转瞬即逝，人们的口味变得太快，衣橱里的单品也是一样，这些目前还流行的军装风单品很快就会过时了。不过如果能在 eBay 之类的平台转卖掉的话，倒也不是坏事，至少能让旧东西循环利用起来。

话说回来，大型企业要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糟糕局面负主要责任。如果他们能为自己对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影响作出有价值的改善举措，在经营和运作方式上做出大刀阔斧、深思熟虑的改变的话，当然很好。但那必须是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变。可持续性的范围很广，很容易只是纸上谈兵。所以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能动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比如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来抵消碳排放量，而不是彻底重新设计生产模式。我认为，仅仅只做表面文章是不够的。如果一个可持续发展方案不能与公司的实际利润挂钩，那就说明它很可能还不够到位 —— 这虽然并不完美，但总是需要衡量标准的。

我目前正尝试写这种更为细腻的内容，把我的注意力从火烧眉毛的事情上移开 —— 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那太容易让我崩溃了。我每天读着这些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的报告，同时却过着自己舒适的生活，这种严重的认知失调在感觉上特别像 Ilya Kaminsky 的诗：《我们在战争期间过着幸福的生活》（We Lived Happily During the War）。我还是一样回家、烤面包、去看电影，但同时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有多疯狂。

这个项目是我在看耶鲁大学制作的全美对气候问题看法的地图时想到的。其中一张地图显示了：哪些地方的人相信科学家们所说的是事实，以及他们是否认为气候变化在对自己造成影响。调查结果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识。得克萨斯州是一个大红点，但地图往下靠近美墨边境的郡县全是小蓝点。我当时就想，什么鬼？原来，那里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流域。住在那里的人，比如农民，就能明显地看到水资源的匮乏，并把这种现象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所以那刚好是一个让人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切身感受的契机，事实也正是如此。

想想看，在这方面人类比其他动物要脆弱得多：如果没有水我们只能活三天，但狗可以撑一周。我们其实非常娇弱。刚才这个故事是个很好的例子，人们通常认为气候问题只会逐渐对自身造成影响，但在水和空气这样我们赖以生存的因素方面，环境变化的后果往往来得非常迅速。

我报道的另一个内容是空气、水污染，以及有毒物质。这些问题现在随处可见。乡镇和城市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水资源并不安全，而且可能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弗林特水污染危机”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我在 Google 快讯里设置了各种可怕新闻的关键词，比如沸水警告、军团菌病、或是PFAS含氟化合物 —— 一种几乎所有水源中都会检测到的有害化学物质，可以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出现，不管你是谁，就连马萨葡萄园岛都有 PFAS 污染的问题。

PFAS 造成的严重危害已经人尽皆知，但危及的范围似乎是无限广的：从增加癌症风险，到损害认知功能，再到导致男性生殖器官变小（一份来自意大利的有些猥琐的调查研究结果）。

我一定传达给我的编辑。

有时那感觉真想让人撞墙。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报道是在揭露问题，但我通常不会再阅读关于气候变化的新书，因为我已经够难受了。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漠不关心的人 —— 就算明知深层的变革必须发生，因为已经攸关生存了，我们却仍然没有付诸于行动，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范畴的难题。这也是撰写有关环境文章的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认为，记者的职责在于为大众转译信息，把相关研究报告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出去，记者而不是在创造变革。这是我始终提醒着自己的一点，也会让工作显得没那么绝望。

直到不久前我才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因为成天看到的那些宏观的环境问题，无形中让那些最微小的环保举动变得难上加难。我之前觉得，反正纽约的垃圾回收系统就是个摆设，而且除了玻璃制品以外，我们不知道其它东西在回收时到底被分解成什么，也根本不知道回收利用的塑料是否会排放有害气体 —— 降解处理的过程本身是把它们搅碎、混合之后再重新加工。

但是最近我彻底改变了这种想法。我觉得这里面毒害最深远，也最让人沮丧的一点就在于：明明可以去了解一切，却仍然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世界病了，这让我自己感到非常不适。我曾经以为这些小事根本改变不了大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也还这么认为。但是，我开始做垃圾堆肥，因为我发现它们可以被布鲁克林的植物园使用。我家离那儿很近，所以我就觉得干嘛不行动起来呢？而且这么做事实上让我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疗愈一词非常准确。这是一种也许无法被量化的修复过程，是心灵层面的治愈。我刚读完一本叫做《Braiding Sweetgrass》的书，你读过吗？

真的超棒！这本书的作者 Robin Wall Kimmerer 是波塔瓦托米公民群体（Citizen Potawatomi Nation）的一员，也是一位居住在纽约上州的植物学家。她研究原住民知识和科学之间如何产生交集 —— 植物学其实仍然落后于原住民们对于植物的了解。

在关于草莓的一个章节里，她提到自己从小就被告知并相信草莓是自然赠与人类和动物的礼物。然后她开始讨论“赠与式经济”的可能性，以及假如我们以怀着感恩的心来面对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她提出的框架和联合国最新的一份环境报告非常契合。该报告表明：一百万种物种正面临灭绝，而资本主义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们的农业补贴制度不会考虑到像蜜蜂这样授粉昆虫的免费劳动，所以这样的经济估算完全是错误的。这些补贴本身对地球造成的上万亿元的损害，相比起它们对农民的补贴价值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作是大自然周而复始过程中的一部分，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和植物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就会发现为植物园制作垃圾堆肥这种小事也是有价值的。

我非常能感同身受。目前，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植物智能的项目。植物学家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大多数人路过一片灌木丛时并没法发现植物之间的区别。植物学家称之为“植物盲”。人们能分辨小老鼠和大老鼠等啮齿小动物间的不同，但大部分人却不能区分植物间的区别。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那就是一片绿；但在植物学家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个体。他们了解不同的植物有着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不同选择，以优化自身生存的丰富能力。这些植物学家是以生物伙伴的方式在感受着植物。

非常有意思。我的左臂上有一个蕨类植物纹身，因为去年首个蕨类植物的基因组被成功测序了。蕨类植物的基因组在数量上要比人类的多得多，所以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成功将它们测序。第一个被成功测序的，是这株叫做“细叶满江红”的小蕨类，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东西了。小小的，只有指甲盖这么大，看起来好像长了微型的绿色鳞片。它生长在冬天的浅水群落里。而且它还曾经在上一次地球的温暖期时，对环境降温有过一定功劳。它曾经大规模生长在北极圈，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甚至影响了整个气候系统。

这让我产生了采访植物学家的兴趣。我现在在做一个对过去十五年左右时间里与植物有关的智能研究的项目。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行为”和“选择”这样的词语 —— 如果我们用它们最普遍的定义的话，那植物也完全适用这样的描述。所以有一些人们正在研究是否应该把植物也纳入我们所认为有感知能力的生物。

水稻能辨别自己的同类，所以不会遮挡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会与它们争抢根系空间。但如果把它们种在其它没有近缘关系的植物旁边，它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争抢根系空间。这简直太神奇了。而且，我们都知道植物是会“计数”的。捕蝇草知道需要数到什么时才合拢陷阱，不至于一片叶子掉进去就把机关关上了。雌性植物能分辨进入自身的花粉的遗传物质，并选择是否受精。所以说植物的交配选择过程是非常复杂精妙的，比人类要厉害多了。

他们非常了不起。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环境问题就像不公性问题一样，再明显不过了。他们还没经历复杂的社交关系，还没想要耍酷，梦想也还没像我们一样被碾碎。打死苍蝇这种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一样。Greta Thunberg 的文章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在达沃斯会议上说：“台下坐着的诸位，我才不在乎会不会在你们面前丢脸，我在乎的是我们星球的存亡。”或许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公正地评估所在发生的一切，不受个人利益蒙蔽地评价正在发生事件的正当性。听一听这些孩子们的言论可以唤醒我们心中十岁的自己，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