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rett Bradley：
我的电影包罗万象

电话中的 Bradley 在聊到自己的工作时充满热情，激动不已。她的电影主要聚焦超个人化的主题，这是因为她总是以一种特别随性自在的镜头语言在进行创作。《美国》之外，她最近还推出了一部名为《时间》（Time）的纪录片，讲述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家庭由于家人入狱而付出的种种代价，角度极为尖锐。影片自从在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以来便被奉为现代纪录片中的经典，而 Bradley 也成了首位获得该电影节著名的美国纪录片导演奖的黑人女性。今年一月，她还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哥谭独立电影奖（Gotham Independent Film Awards）中的最佳纪录片奖。接下来，这位导演将为 Netflix 拍摄一部有关网球神童 Naomi Osaka 的纪录片。

在《美国》中，Bradley 无意对历史进行再构思或者再叙述，相反，在她看来，美国的发展完全依赖于自我反省。作为 MoMA 与哈莱姆工作室博物馆（Studio Museum in Harlem）合作的项目之一，该电影从今年冬天起开始在 MoMA 展出，其剪辑版则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由 Field of Vision 发行。影片以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描绘了美国黑人在 20 世纪初的生活，犹如娓娓讲述神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曾被 Bradley 形容为图像志的语言。

哈莱姆工作室博物馆的副策展人 Legacy Russell 与馆长 Thelma Golden 一起筹办了 Bradly 的此次展览。她认为，Bradley 的影片以讲述美国伟大神话的方式诉说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主流人群正在重新审视根植于这个国家的荒唐的反黑人种族主义。“《美国》的主题正是我们在当下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们有着相同的集体意识和生活体验，当然，大家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因此，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

Bradley 出生于纽约，同为艺术家的双亲在婚后不久便离婚了。她 16 岁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便是对自己父母的婚姻展开的一场全方位剖析。她在接受作家 Ismail Muhammad 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采写的文章中将这部作品称为对父母展开的“交互讯问”，她在此过程中得以“提出镜头之外从来都没有勇气说出口的各种问题”。

Bradley 在高中毕业后前往洛杉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电影学院，如今的她则在用自己的电影作品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洛杉矶反叛电影运动”（L.A. Rebellion）中涌现的那些杰出黑人电影人展开对话，她在这些年里的成长着实有目共睹。Bradley 在创作毕业电影作品时搬去新奥尔良拍摄了她的首部故事片《梦想之下》（Below Dreams）。影片取材自她住在加州时搭乘前往新奥尔良的巴士途中与其他乘客的对话及采访，讲述了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新奥尔良经济危机下的生活。影片首映于 2014 年的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记者兼 Bradley 的密友之一 Collier Meyerson 当时在观看后意识到 Bradley 有着超越自我中心意识的出众才华：“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她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会真诚地去了解别人。”

2015 年，参演过《梦想之下》的 Desmond Watson（Bradley 通过 Craigslist 广告版招募的演员之一）被逮捕了。Bradley 在为 Watson 的自由四处奔走的同时，决定拍摄 Watson 的伴侣 Aloné Watts 在此过程中的煎熬。在这部名为《独自面对》（Alone）的短片中，Bradley 记录了孤立无援的 Watts（她的家人并不赞成二人订婚）为 Watson 及自己需求支援的过程，以及她是如何接触到为路易斯安那州充满腐败贪污与玩忽职守的监狱体系中关着的至亲不断抗争的女性活动人士。

Watts 和 Bradley 结识的其中一位女性便是 Sibil Fox Richardson，认识她的人都叫她 Fox Rich。拍摄之初，Bradley“联系了一家名叫‘路易斯安那州被监禁儿童亲友会’的组织，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及理事 Gina Womack 在电话中说，‘你首先得去找 Fox Rich 聊一聊。’”

Bradley 与 Richardson 的邂逅激发她拍摄了情感饱满又哀伤的《时间》，这部作品和《独自面对》一样，捕捉到的是 Richardson 为解救被关在路易斯安那州监狱的丈夫 Rob 经受的种种磨难。20 年前，Rob 和朋友犯下了一桩极其拙劣的持械抢劫案，二人最后均被判处 60 年监禁，而 Richardson 则作为从犯，被判以三年半监禁。出狱之后，Richardson 回到了年幼的孩子身边，同时踏上了为丈夫获释奔走的漫长历程。20 年后，她成了社群领袖，不仅一边经营自己的生意一边抚养儿子，还会为其他有家人入狱的家庭提供帮助。影片中的她有时在会议上发言，有时则去帮助其他陷入无休无止的刑事司法系统暴力的家庭，与官僚主义及漫不经心的冷漠行径作斗争。

也许是为了弥补内心难以治愈的创伤，Richardson 开始用摄像机记录自己和儿子的生活，拍摄了自己在孩子们上学第一天时叫他们起床的情形，以及其他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时刻。她一直到 Bradley 的影片快要拍完才告诉她这些事情。Bradley 在此前接受 Amy Taubin 为《影评》（Film Comment）杂志做的采访中说道：“拍摄最后一天，我跟 Richardson 说，‘好了，我要开始剪辑了，三个月后再见。’她随即说，‘等一下，这包东西给你。’里面装的是她在 18 年间拍摄的 mini-DV 卡带。这就像是我的美梦和噩梦同时化为现实。我记得那里头足足有 100 小时的片段。我全都看了。”

Legacy Russell 认为这些卡带相当重要，认为 Sibil Fox Richardson“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一名导演”。在她看来，Bradley 的电影是“否决工作中的等级制度的美好证据”，让她和她所属社群里的其他人都有机会自由地共同参与创作。不论是她在影片中加入 Richardson 卡带上的素材的方式，还是她早年与他人交谈后受到启发在奥尔良拍摄的作品，都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了这一特点。Bradley 认为，“在奴隶制度与体系之间建立起如此通俗易懂的联系的人”其实是 Richardson，“对我来说，作为电影人，思考如何从南方黑人女权主义的角度，乃至从家庭的角度以及从注重现实效应的角度来展开关于监狱的讨论变得至关重要。”

当我问起 Bradley 身为艺术家及电影人对自己的看法时，她并没有兀自给出任何非此即彼的论断：“这跟我是否将自己视为艺术家，以及将自己视为艺术家还是电影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她说，“我对标签或者类型都不感兴趣。这种事情让他人来定夺就好。我主要思考作品，以及作品需要找到其本身希望呈现的形态。因为有的时候，同一个创意能够拓展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如果说 Garrett Bradley 的电影都有一个共通的重要元素，那想必就是：故事里的人物与故事本身同等重要。Bradley 有着无与伦比的电影才华，她秉持着真挚的热情，捕捉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毫不妥协的无数个微小瞬间。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像是在运作一个社群项目，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了其中。

Madeleine Seidel 是一位策展人兼作家，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她此前曾在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与亚特兰大当代艺术博物馆（Atlanta Contemporary）工作。她创作的有关电影、表演与美国南方艺术的文章曾发表在《Art Papers》《frieze》《Brooklyn Rail》等多家杂志及媒体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