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 Goldin：
我亦未曾
绕过岁月

夜猫子的定义已经变了。现在，那意味着半夜或者最晚到凌晨两点前睡觉。在我那个年代，那意味着通宵。我有 20 年时间都是不到早上 5 点不上床睡觉，真的。现在我白天和晚上都在活动。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会整晚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书。我会在脑子里写一部剧本，然后每天晚上接着构思情节发展。

我已经把《春风秋雨》（Imitation of Life）看了大概有一百遍了。那部电影也是 David Armstrong 的最爱。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唯一能让我哭的就是这部电影。我看这片子就是为了能哭一场。我把《火线重案组》（The Wire）的全集一次性看了三遍，因为那里面的世界要比我自己的精彩多了。我还把电影《旺达》（Wanda）和《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看了一遍又一遍。所有有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和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 Gainsbourg）出演的电影我都爱反复地看。还有就是希区柯克的所有电影。

我主要靠发短信。我不太用电子邮件，也很少接电话。

没错。很多出现在我作品里的人都已经去世了，他们都曾是非常特别的人。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人了。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人。以前人们对生活所持有的那种态度如今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特别无趣。我有一些还在世的朋友过着与新的世俗常态不相干的生活，能和他们见面真的特别棒。

我们会玩双陆棋，或是看电影。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 P.A.I.N. 的成员。我觉得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我不嗑药的时候跟我相处要容易地多。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开始。

我的朋友们都英年早逝，这真是一出出悲剧。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会永生不朽的。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必须要继续在生活中前行。如果不向死而生的话，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变得对死亡特别敏感。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只剩下 20 到 30 年时间了，这挺让人震惊的。我直到停止嗑药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我有 15 年时间都没有好好看过镜子里的自己。我一直都以为自己还是 49 岁，所以我没法理解为什么人们把我当作老年人一样对待。我不得不面对现实，照照镜子并接受我已经老了的事实。但我并没有慢慢变老的体验。我先是很年轻，然后一下子老了。过去几年里，面对衰老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之一。如果我的朋友们都还活着的话，我们会是一样的年纪，那变老所带来的冲击感就会小一些。我对你这一代人对待老年女性的方式非常愤怒，真的特别糟糕。所有这些假设该有的社交意识和礼仪，但在对待年老的女人地时候他们却特别无礼。年长的男人会得到尊重，并被认为是精致优雅的。但作为一名女性，你不仅会被当成空气 —— 这倒还好些，更令人气愤的是，当你和别人互动的时候，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因为我看起来像朋克老奶奶，他们就把我当成又老又疯的女人一样对待。你整天都会不断地听到各种不痛不痒的讽刺挖苦。我跟很多 50 岁以上的女性都聊过，她们大多数人都有一样的体验。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我也挺想能有那样的态度的。

我是家里最小的，他们都叫我“宝宝”。我就是个小不点。我最年长的大姐和我其实很亲近，我真的非常爱她。她不常住在家，因为家里人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或工读学校。然后到我 14 岁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一个领养中心。但那挺好的，拯救了我的生活。但我姐姐并不想离开家。真的非常悲惨。精神状况不太好的人对于世界的情感调和能力很差，并且非常敏感。那是对父亲对待女儿方式的控诉，但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女孩们是不允许感到愤怒的，性欲也是彻底被禁止的。对于我姐姐来说，那些贴在她身上的那些标签都不是她自己。她只是活着而已。我们当时住在华盛顿，我特别希望她能逃走并走到她那一代的女性们中去。我就逃跑了，并找到了我的同类。但我觉得在家庭里的出生排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确是非常重大的。我就是被宠坏了，并且会期待一定程度的关注。我至今仍然觉得自己是最小的小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个“宝宝”。

我一直以来都更看重友情而不是爱情。如果你和别人一起住的话，那你和外在世界之间就能有一个缓冲地带。我对于性爱关系的需求并不强烈。朋友可以比情人更深刻，因为不用担心嫉妒和占有欲。那些情绪在友情里也存在，但跟在恋爱关系里是不一样的。David Armstrong 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让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话特别小声，极度害羞。基本上，是他帮我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或者说让我看到我其实是有自己的个性的。他教会了我怎样大笑。我觉得他去世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我再次丢失了我的个性。这就是朋友能对你造成的影响。他们可以是你的镜子，让你看到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我们共享着一段历史。我跟我真正的家人并没有共享的历史，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家庭。我有很多朋友，但就像我已经认识了 30 年的医生所说的那样，他说我再也不会找到像我那些朋友那样的人了，那样的人这年头已经不存在了。那些友情是如此炙烈。在我的新作《遗失的记忆》（Memory Lost）里，我用到了 80 年代的电话录音磁带。它们就是那些友情的证据。你可以听到我那时候有多操蛋，但你也会感到其中的爱意。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走出来。我的很多重要的友情都已经结束了。我至今依然怀念它们。现在我神智清醒了，我特别渴望能让友谊再续。对于有些朋友，我会先记恨他们一会儿，接着就释怀了。还有一些朋友，我依旧十分爱他们。最近我希望能一个妻子和子女，会有这样的渴望还让我挺惊讶的。我很羡慕拥有那样的生活的女人。当有一个爱人的时候，你醒来时身边会有人在。我很怀念能有人可以倾诉的日子。我觉得我所拥有过友谊的亲密程度是大多数人都没有体会过的。当我说我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对最好朋友的定义要比普通人的更为极致。从前，朋友在我的生活里太重要了。我听起来太悲惨了（笑）。天呐。

我已经很少拍了，而且我现在拍的照片都很糟糕。偶尔，当我看到一张特别漂亮的脸蛋的时候，比如我的侄子，那我会把相机拿出来。但那些照片都不怎么样。我现在拍天空。天空是我们生活里最神奇的存在，是最棒的艺术。我一度很害怕坐飞机，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开始在飞机上拍天空的照片的话，我就不再害怕了。因为已经戒酒，所以我觉得如果我随身带着相机的话，手就能有事儿做了。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值得再试一下。

上百张，或许上千张。我的档案里大概有一万张幻灯片，全都过一遍都要花上我好几年的时间。在我的一件新作品里，我翻出了好多老照片。照片越差越适合这件新作品，我挑出来的都是以前从来没能用得上的照片。那些漂亮的照片过去总是被筛选掉，因为把它们放在哪儿都不合适。所以我做了一个幻灯片，把我这些年拍过的最糟糕的作品都放到了一起，我特别喜欢（笑）。

我觉得大概是在 1980 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在时代光场附近的叮砰巷（Tin Pan Alley）给一位女性工作，她是一个特别热衷于政治的人，是她让我也变得开始政治化起来。我在那里从 1980 年一直干到了 1985 年。当她看到我的作品《民谣》（The Ballad）的时候，她一下就意识到了我是有政治态度的。她在其他人称之为“性别政治”之前就已经在我的作品里看到了性别政治。当我在 70 年代和变装皇后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政治性的艺术家。

我们的小组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 Sam Roeck 和 David Velasco。那时候我跟 Sam 在机场，我在读一篇《纽约客》杂志的文章叫做《在痛苦上建立帝国的家族》（The Family That Built An Empire of Pain）。这篇由_Patrick Radden Keefe_写的文章曝光了引发阿片肽类药物泛滥危机的幕后黑手亿万富翁萨克勒家族。我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怒不可遏。我小时候去美术馆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萨克勒家族是慈善家。同期的《纽约客》上还有另一篇由 Margaret Talbot 写的文章，质疑像艾滋危机时候的 “ACT UP 组织”那样上街游行的维权人士如今都在哪儿。我特别崇拜 “ACT UP”，于是我决定我得做些什么，而且我得在美术馆里做。因为我认为在美术馆里做是可以引起萨克勒家族的注意的。我那时候认为美术馆是他们的阵营，而我在美术馆里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那会儿我和 Sam 在一起，我们去了巴西。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我说我会去做这件事。讲座是直接向六千人直播的，所以我就不得不做了。你知道人经常会有很多想法，但最后却未必真的去实现出来？当我回来之后，Sam 跟 David 谈到在由 David 担任首期主编的《艺术论坛》上发表文章。我给他们打电话说，要不发表我嗑药之后飘飘欲仙的自拍吧，但其实我是在开玩笑的。结果他们说，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是在《艺术论坛》上，我宣布将要成立 P.A.I.N. 小组，并且在几周之后就开始行动了。

当我开始找我的艺术家、活动家和药物使用者朋友们来和我一起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从来没做过任何组织型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从没想过能真的做成。我的朋友 Darryl Pinckney 提醒我说，在 1989 年我第一次戒药的时候，我在纽约策划了第一个关于艾滋的大展。而这一次戒药后，我又发起了 P.A.I.N.。我知道在这些黑暗的时刻，我得要做些什么。于是我选择了药物这一我自己身体的东西所最了解的东西。一开始，我们参照了 “ACT UP” 小组的模式。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让萨克勒家族感到羞愧，让他们在他们的社交圈里遭到排斥，就像反对烟草巨头运动期间那样。我们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当不再收到晚宴邀请后，他们从纽约逃到了迈阿密棕榈滩。代理最大阿片肽药物案件之一庭外和解案的一位律师跟我们说，我们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帮他们省掉了上百万美元的费用。我们让萨克勒家族的名字和阿片肽类药物危机等同到了一起。

我们点名美术馆要求它们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钱。首先，我威胁美国国家肖像画廊说，如果它们接受萨克勒家族提供的百万美元赞助，我就取消即将在它们画廊举行的回顾展。它们是第一个拒绝萨克勒家族的钱的。接着还有泰特美术馆和古根海姆美术馆，我在这两家美术馆都有作品展出。最后是大都会博物馆，我们在纽约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在美术馆中丹铎神庙周围的尼罗河里扔药瓶。在古根海姆，我们在圆形大厅的顶楼往下扔假的处方单，上面写着萨克勒家族说过的一些最邪恶的话。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我们扔带血的钱，并在用一千一百块手工瓷砖砌成的萨克勒庭院里进行了一次躺尸抗议。在卢浮宫，我们在金字塔前面的水池里游泳，并拉起了横幅。卢浮宫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萨克勒的名字从墙上移除的美术馆。现在塔夫茨大学也已经把他们的名字从医学院的墙上除名了。

P.A.I.N. 是一个旗帜鲜明并且相信直接行动的小型组织。核心成员大概有 12 人左右。当我们计划一次行动的时候，则会有更多人加入，因为行动时刻才真正地让人亢奋。我们设计了一个药瓶，瓶身上贴着伪造的由萨克勒医生开具的奥施康定药方 —— 这已经成为了阿片肽类药物滥用危机的象征，就像“ACT UP”小组的“沉默 = 死亡”（Silence=Death）标志一样。去年，我们在 Jeffrey Deitch 画廊的一次展览里放置了一个玻璃罩，里面装了 200 瓶奥施康定，象征着每天因为过量服用该药而死亡的人数。并且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安全服药站。小组成员们接受了如何使用纳洛酮的培训 —— 这是一种能缓解用药过度影响的药物。Harry Cullen 和 Megan Kapler 是小组的执行总监，没有他们的话小组不会运作地这么好。这些年轻人教会了我很多事。我们的工作中完全不存在等级制度。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贡献了他们的创意才智，我们一起合作地非常完美。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想要去请愿，真的是非常老派的做法（笑）。我想要举着抗议牌走来走去。我那会儿不知道要如何运用网络，对媒体也不了解。而且一开始我也不想要找媒体，因为他们让我害怕。但现在我们总是试图邀请媒体。有一些成员想要进行一次没有公众只有媒体的行动，但公众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还会去法院打官司，我们变得更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前阵子我在州议会上发表了演讲，然后他们邀请我到奥尔巴尼市讲一讲关于以冥想为辅助的治疗。这正是我们所在努力争取的，让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让它在监狱里也得以提供。几个月前，因为州长拒绝签署在纽约州施行五个试行娱乐用药注射监督站的法案，我们拦住了他的办公室而被逮捕。现在我们还正在破产法庭诉讼驳回萨克勒家族提出的，用预计未来销售奥施康定获得的一百亿美元黑心钱进行和解的虚假方案。而且他们还拒绝承认有罪。这太黑暗，太冷漠自私了。我们和像 VOCAL-NY 和 Housing Works 以及一个由一群愤怒的母亲们组成的叫作 “Truth Pharm” 的行动组织一起工作。我们对于跟其他维权人士们一起合作感到很自豪。

我比那时候要认识更多的陌生人，不过 Sunny 和 Joey 还在我的生活里。Sunny 编辑了关于她的那一章节。所有还在世的姑娘们，比如 Joey、Gina，还有我在波士顿时候的室友，她们都对自己的图像做了最后的编辑。在发行初版的时候，生活还是非常愉悦享受的。Joey 那时候常说，“你再也不会比现在更美丽了。”那时候，我跟 David Armstrong 和 Joey 住在柏林。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些时光。那本影集就是快乐的结晶。做现在这本作品集也很有乐趣，不过会以更加政治性的方式加以呈现。我决定再版这本影集是因为你们这一代人，我想要你们都看到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