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八哥生气了

这可不是空泛的赞美，大部分 meme 都很愚蠢，如同用敲肉锤粗暴地击打信息中的精妙之处，并且沉迷于各种文化的细枝末节，把小圈子里的人才能领会的笑点当作所有人都看得懂的内容。不过，就在上个月，当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非裔公民，美国社会中再次爆发抗议活动时，各种 meme 也随之大量涌现。这个国家的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为民权奋斗，大家对这些活动的展开过程也早已熟门熟路，但这一次，活动中的各种呼声却有着耳目一新的一面。这些崭新之处主要以 meme 呈现，而其中的大多数内容，是通过我们深爱的动画角色来传达的：广受欢迎的 Instagram meme 账号 @patiasfantasyworld 的创建人 Patia Borja 发了一张有着翠迪鸟（Tweety）撩人身姿的图片，翠迪鸟一身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打扮，右手拿枪，左手抵着腰间，郑重宣告即将废除警察制度。另一个账号 @sugarbombingstore 则将三丽鸥（Sanrio，也就是设计了凯蒂猫 Hello Kitty 等著名卡通形象的日本公司）旗下各种卡哇伊的卡通人物塑造成反法西斯活动人士：布丁狗（Pompompurin）一屁股坐垮警车，头顶上方写着“不需要警察，不需要他人做主”的字样。他们还将图案印在丝质手帕上出售，画中的凯蒂猫骑着独角兽，一边飞跃彩虹，一边向底下燃烧着的警车投掷燃烧瓶。画面下方印着一行字：“心怀新世界”。

如果我们将 meme 视为拷贝不走样的视觉速记，那卡通就是一种原始文本。我们对于众多卡通形象是如此了然于心，简直已经把它们当作各种情绪的代名词：和善可亲又没精打采（加菲猫）、顾影自怜（史努比的主人查理·布朗）、文化绝对论（米老鼠）。卡通人物俨然是治愈系视觉食粮，如同糟糕情绪刮起的台风中漂浮着的航标，跨越时间界限，始终在我们左右。兔八哥（Bugs Bunny）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它以可笑的姿势举着胡萝卜，还令人费解地一直用后腿走路，而所有人似乎对此都毫不见怪。恒久不变的外形与设定自有其强大之处。兔八哥的形象仿佛是一种抚慰，是彩色动画世界的一块玛德琳蛋糕，让人不禁追忆更加井然有序的似水年华（即便这只是海市蜃楼，毕竟，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个年代都谈不上井然有序）。因此，当人们在抗议活动中将 meme 与卡通人物结合在一起时，似乎也顺理成章。艺术家 Johnny Ryan 的画作与画家 Peter Saul 的作品一样既欢欣又阴森，兔八哥在他笔下摇身变成言谈粗俗的反抗警察吉祥物，不是遭到爱发先生（Elmer Fudd）的侵扰，就是在疯狂撕咬、肢解爱发先生，或者朝象征警察的这位老对手发射炮弹，并以卡通式的夸张手法实施暴力（比如说，像切圣诞火腿一样将警察的身子拦腰切断）。

面对美国各地出现的警察施暴的疯狂画面，人们对社会中的残酷与冷漠越来越关切，这些 meme 便是对种种社会现象做出的回应，也是大家相互沟通的有效媒介。原本置身政治辩论之外的众多人群 —— 他们以往要么觉得这些讨论没什么用，要么觉得太无聊 —— 因此有了发声的机会。卡通老少咸宜，理解起来基本没有门槛。Twitter 上，就连文笔极佳的作家也会经常用动画《辛普森一家》（或者是与之极其相似的动画《乡巴佬希尔一家的幸福生活》）的截屏来言简意赅地表达复杂思想，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反响。人们普遍认为卡通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反权威式的存在，当大家把这些卡通形象作为 meme 传播，便能以谦卑的姿态表达异议，犹如一份地下出版物，免费发放，广为流传。

我近来很喜欢的一则 meme 出自艺术家 Martine Gutierrez 之手，她将电影与情景喜剧开场时显示好莱坞制片公司 LOGO 的标题卡片改成了抗议中的各种呼声。比如说，她将迪士尼电影开场时显示迪士尼 LOGO 的那一幕进行修改，以迪士尼 LOGO 的字体写下“停止给警方拨款”的字样，其创意与户外广告牌解放阵线（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的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 后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巧妙的心思将当时户外巨型广告牌上的文字略作改动，借此传达与广告截然不同的信息（他们将骆驼牌香烟广告牌上的文字篡改为“我死了没？”）。街头服饰品牌 Ignored Prayers 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巴特·辛普森（Bart Simpson）悠闲地将手肘支在竖着的滑板上，身旁的对话气泡里写的并非他的口头禅“短裤伺候”，而是改成了“逮捕杀害 Breonna Taylor 的警察”的呼声。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为 Taylor 伸张正义的 meme 显得多少有欠考虑。此话不假，但其初衷乃至媒介，都与其他形式的呼声一脉相承：试图交流并呼吁人道主义精神。

这类表达方式也出现在了现实世界。有人在墙上喷绘了一个胸肌发达的加菲猫，并在一旁写下文字声明“我最讨厌星期一和警察了”；在一幅壁画中，“花生帮”中的富兰克林（Franklin）带领史努比与查理·布朗一起参加纽约布鲁克林的“Black Lives Matter”游行，或者是出现在一本普及警察执法中的种族歧视历史的小册子里（经久不衰的史努比及相关形象，是多元化与友好的代名词）。插画家兼漫画家 Eric Kostiuk Williams 则涂鸦了一幅以神经质的漫画人物凯茜（Cathy）为主角的小画作，画面中的凯茜终于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她脚踩着警察的脑袋，哭号道：“哎 —— 呀！”这似乎也给她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悲伤主题平添了几分希望。

众多类似的创意之中的佼佼者体现的正是情境主义艺术家所谓的“景观（spectacle）”，即资本主义安抚人们不安的情绪并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大家不再关注其压迫性及征服性的一面。卡通人物散发着仁慈的光辉，尽管实际上大部分卡通形象都是设计成 —— 或在设计完成后逐渐成为 —— 广告与消费主义的媒介。人们通常认为卡通形象是为孩子服务的，即便广告商会用这些形象贩卖快时尚产品与汉堡包，大家依然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纯粹特质。情境主义艺术家们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以此识别并瓦解资本主义迷惑人心的招式；艺术家 Ron English 就将东尼虎（Tony the Tiger）与麦当劳叔叔（Ronald McDonald）之类的品牌吉祥物塑造成面目狰狞的怪物，借此更直观地反映这些公司的破坏性影响。而近期涌现的 meme 则解构了这些知名卡通形象原本具有的消费主义特质，并将其转化为对警察暴力与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批评，与此同时，也对受警察制度庇护的资本主义社会桎梏提出犀利的批判。甜美可爱的凯蒂猫致力于瓦解横行霸道的警察制度，这种出其不意的混搭夺人眼球，叫人难忘。

作为抗议的艺术，meme 独树一帜，它没有街头壁画与涂鸦那么潦草，也没有平面设计或绘画那么精致，但其效果却与后者旗鼓相当。认为 meme 抖机灵也好，避重就轻也罢，这些其实都是伪装。不管你是否把 meme 当一回事，当大眼睛的小兔子桑普（Thumper）提醒你为即将到来的崩塌局面做好准备时，最好还是乖乖服从。

Max Lakin 是生活在纽约的一名记者，作品散见于《T: 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GARAGE》《The New Yorker》杂志及其他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