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世间短暂地美丽

本文刊载于 SSENSE 杂志第三期。

“其中有着微妙的平衡。”Kay补充道，“不能显得像是电影中的戏服。比如说，带着点现代风范，但面料则参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常见服饰。”他们 2017 年时在一位共同朋友的生日聚会上相识，很快便对彼此生出好感。他们成长背景相似，因此在审美上有着难以比拟的亲切感，除此之外，三人也都热爱某些小众文化，对此特别有共鸣。他们都毕业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在亚洲长大（Kay 来自韩国，Can 和 Luong 来自越南），尽管相遇之时他们各自在为 Gucci、Prabal Gurung 和 Phillip Lim 之类的成熟时尚品牌效力，却都怀揣着自立门户的梦想。

他们在 2018 年成立了 Commission。这个名字象征的不仅是忙忙碌碌的设计工作，也是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母亲辈的时尚致以敬意。那一代的东亚及东南亚女人常常用绣花和便宜布料自行仿制时髦西式服饰。想象一下：在参加葬礼用的连衣裙的前胸别上一朵鲜黄色的缎面布花，仿佛费列罗巧克力外包装上那朵蝴蝶结，余料则做成黄色边饰，沿着身侧张扬地向下延伸。再想象一下：一件棕色绒面革外套，内衬一件低调的尖领衬衫，如同《青梅竹马》中的男子会穿的衣服，不过，女士们与之相搭配的却是中短裙和闪闪发光的高帮靴。

我的祖母出生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她喜欢为我缝制有 McCalls 花纹的衣服，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记忆，她和祖父为了跟子女住得近一些，搬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他们的房子在里士满（Richmond），玄关（进去之前得在这里脱鞋）总是弥漫着檀木香气。客厅的沙发上铺着花里胡哨的印花布，略显俗气。我们常常在星期天吃饺子，大家一起围坐在厨房的圆桌旁，每个人的椅子上都铺着层层叠叠的塑料膜。祖母去世之后，我们一家人去清理那栋房子，我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闲置的日式花艺盆上的铁枝。祖母为我缝制的衣服尽管十分妥帖，却依然有着明显的手工特色。这是布料的原因？还是因为缝纫机上辛勤劳作的那双手在微微颤抖？我还记得自己在学校里穿这些衣服时特别难为情，因为女生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头花和衣服是用同一种布料做的。

去年，Commission 创建了名为“Commission 1986”的 Instagram 账号，内容是群众投稿的各种亚洲母亲的照片。我翻看过几次，心中的归属感和失落感交织在一起。照片里的母亲们身穿高腰牛仔喇叭裤，背着细带皮肩包，脖子上的三串凹凸不平的珍珠项链则沉重地压着锁骨；也有母亲们戴着无指白手套，身着格子呢和印花衬衫，外头披一件 Member’s Only 夹克。还有她们的发型 —— 羽毛剪、波波头、小辫子，还有数不清的电烫发型。这些美丽的母亲们脸上绽放出真诚而亲切的笑容，感染着照相机背后的人们。尽管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无从得知，却感觉早已熟知彼此。她们的时尚 —— 渔夫帽、铅笔裙、扎进裤子里的衬衫和印花图案 —— 唤起了我们对过往数十载的回忆。尽管这些照片表面散发出年深日久的光泽，却让人感受到无数女性独立生活、结婚生子及为人母亲的希望与憧憬。

每张照片的说明里都写有拍摄地 —— 首尔、台北、马尼拉 —— 和年份。我会看看投稿的女儿是谁，照片里标记的人又是谁，然后仔细端详女儿的面孔，再回过头去端详母亲的脸。这些照片让我也想回家看望母亲，去问她各种问题，和她边说话边吃一碗刚从家门口树上摘下的黄柠檬。

不过，我还是没有这么做 —— 我也做不到。我们深陷于全球疫情之中，在美国的东岸与西岸遥遥相望。况且，我还是回避型性格，即便只是书写有关母亲、异乡人和代沟这类话题，也会感到恐慌，怀疑自己是否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想要深埋心底的回忆。于是我选择观看 Kay、Cao 和 Luong 跟我提起的那些电影来放空，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梅竹马》、《花样年华》以及《捆着我，绑着我》（Tie Me Up! Tie Me Down!）。其中最打动我的还是杨德昌的电影，一部分原因是里面描绘了我母亲的出生地台湾，而我之前竟从未想过能在电影中与故乡建立起这样的联系。《青梅竹马》的故事发生在 1985 年，那时我母亲已经移民美国，她比电影里阿贞的角色（演员是杨德昌的妻子蔡琴）年轻，但我还是能依稀从中感受到熟悉的方方面面。乐观活泼的阿贞是台湾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年轻员工，她正准备从父母家搬出来，住进刚找好的公寓。尽管她父亲是个挥霍无度的酒鬼，母亲还是每天毕恭毕敬地给他端去晚饭。阿贞渴望事业有成，家庭却成了很大的负担 —— 不仅仅是她的父母，还有未婚夫阿隆。阿隆曾是少年棒球队国手，事事无成的他经营着一家布店。他不把阿贞的理想放在心上，不仅对她找公寓的事无动于衷，对她的朋友和打扮也十分冷漠。她潇洒地穿着米色长裤和压平领口的宽松西装外套，内里是番茄红的毛衣，她戴的那副墨镜，跟我在母亲和她兄弟姐妹的老照片里见过的一模一样。台北的富士胶卷商标在背景里闪烁，浓雾笼罩着城市地平线之上的一切。

《青梅竹马》这部电影相当有先见之明，导演对于现代化和美国势力带给台湾的变化看在眼里，对于这个城市里悄悄逝去且无法挽回的事物也尽收眼底。尽管当时台湾即将迎来经济繁荣，海外华人的生活和意识觉醒仍然对他们颇具吸引力。然而，杨德昌对台湾的这些变化却难持乐观态度。电影中有一幕，阿贞和阿隆商量搬到美国去，正好阿隆的姐夫在洛杉矶的进口生意做得红火，移居美国意味着保障，但他们必须放弃在台北的现有生活，牺牲二人的独立自由，转而寄人篱下。其中一段，阿隆说起跟姐夫一起住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他喜欢枪。我之前去的时候，他要么带我去看棒球比赛，要么去打靶场。有次他杀了人，一个黑人，没过多久警察找上门来，但最终宣告他无罪。他说在美国，你要是发现院子里有可疑的人，可以向他们开枪，然后把他们拖进屋子里，再拿一把未登记的枪栽赃给他们。他们管这叫正当防卫，会判你无罪。”

诗人兼小说家 Ocean Vuong 在 201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在世间短暂地美丽》（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的诗意小说，书中刻画了在亚裔母亲养育之下的感受。他的母亲是越南战争时期一位越南女子与美国士兵生下的孩子，后来移民到美国。这本书便是以他给母亲的书信形式写就的。Vuong 在书中揭露了西方殖民势力以民主和正义之名在东南亚留下复杂而丑陋的殖民问题。拥有一位亚裔母亲，意味着能够感受到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的几代人三缄其口的心境，不论是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畅销小说《女勇士》（Woman Warrior）、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还是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人》（The Namesake），或者是更加当代的王苇柯（Weike Wang）、Alexander Chee 乃至 Cathy Park Hong 等作家的作品，众多亚裔作家都在反复描摹相似的体验。不论是偷偷将我的小脚滑进一双大得过分的高跟鞋，还是盯着母亲衣柜里的旗袍发呆，每当我想起母亲和她的那些衣服，就会记起我当时多么向往自己心目中的女性气质。出于我混合族裔背景下扭曲的自我身份认同，时尚对我而言，有时是自我表达，有时更像是一种寻求认同的方式。时尚给了我不必开口就能让他人对我有所了解的机会。

或许正因如此，我才觉得 Commission 不加掩饰的亚裔视角富有品味，浓厚的电影质感和烟火气，显得既浪漫又时髦。从他们的服装设计中可以窥见过去，这是一段属于我的时光，哪怕多为虚构，哪怕我与这样的生活实际上若即若离。去年，我读了一本新书，David L. Eng 和 Shinhee Han 合著的《种族忧郁，种族离解》（Racial Melancholia, Racial Dissociation）。作者二人在哥伦比亚任职教授时，校内一名深受喜爱的美籍韩裔学生自杀了。他们发现，在那起自杀事件以后，他们认识的其他学生（基本是美籍亚裔——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他们与 Han 的咨询谈话中，都或多或少提到了长期被忽视的经历，并在倾述中流露出悲伤情绪。两位教授将各种亚裔美国文学（Eng 是一位英语教授）、心理分析理论和 Han 的案例研究（Han 是一位精神治疗医师）编汇在一起，指向更广义且政治倾向更强的对话，讨论“亚裔美国人”这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提升种族凝聚力而被发明出来的词语，以及该词语如何事与愿违，抹消了不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种种细微差别，并将不同亚裔美国人 —— 比如 1965 年之后来到美国的韩裔，以及祖先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的第四代华裔之间 —— 天差地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忧郁症”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 1918 年出版的《哀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提出的概念，形容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相反，哀悼情绪指的却是丧失对象有着明确指向的悲伤）。换句话说，我哀悼祖母，而杨德昌镜头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一座我既不了解也从未有过回忆的城市，则令我感到忧郁。这深深打动了我。

在荒诞的当下，尤其是在这令人悲伤、抓狂的一年间，我们被迫放慢生活的步伐，寻找庇护，与外界隔离。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寻找某种被错置了的东西，就像不小心放在了别的桌子上的一串钥匙。我们被迫奋力向前看，在这场不知尽头的停顿中思忖人生。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哪些人向来与我亲近，哪些人我依然期盼在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再次相见。我慢慢发掘内心深藏的想法和思绪，它们仿佛在这漫长的时间与孤独中被寂静唤醒，逐渐浮上心头。我还开启了对其他世界的探索，在读过的小说里（三月时，我终于捡起了谷崎润一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细雪》）、在电影里（比如杨德昌的作品）乃至在 Commission 的服装里游走。这些作品散发着相同的气质，专注于特定的细节，比如夜晚映着树的街灯、碗面的清漆，或是一丝不苟的袖口。我是如此专注，差点忘记这些细节之下蕴藏着一整个更为广袤的世界。

Thessaly La Force 是一位作家，也是纽约时报旗下时尚杂志《T》的专题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