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行李包」与「逃离」的余裕

我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大学毕业后，便搬进了南达科他州的一辆旅行拖车内。我只打包了一些我眼中的必需品：几套行头、运动鞋、笔记本电脑和睡袋。我把衣服和电脑装进双肩包，其余的则塞进垃圾袋，还用永久性记号笔仔细地在袋子上写道：“不是垃圾。”

被我当作同伴的男子驾驶的是一辆斯巴鲁汽车。他抵达我母亲的家之后，我母亲为他准备了麦片粥。我则打开后备箱，将自己的行李一股脑塞了进去，看起来俨然是些杂乱无章放在一起的物品。他的行李收拾得当，十分体面 —— 他用的是一只防水周末旅行包，包里还放着一只“盥洗包”（dopp kit，也称作“多普包”），两个包上都印有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他的母亲有三处住所，他对出远门早就习以为常。

旅途中，我反复要求他重复“盥洗”这个词。这看起来有点蠢，但我可不是在闹着玩。这个词语和我平时用到的其他词汇太过相似 —— 梳洗、洗漱、清洗 —— 又如此不同，我一口咬定这是他自创的词汇。（词源实际上既枯燥又直接：“dopp”一词源自“Dopplet”，这是 1926 年时设计出最原始盥洗包的工匠姓氏，自此之后，这款小型包袋在参与一战、二战的士兵中流行开来。久而久之，“多普包”与“盥洗包”便成了同义词。）

所有的语言最初都不过是一组全新的词汇，特别是人们在推广奢侈品时使用的词汇，尤其标新立异。时尚兼生活方式网站 Refinery29 在一项关于最佳旅行包袋的调研中，将周末旅行包视为在周末小长假里“活下来”不可或缺的单品。Travel Away 网站在一项类似的调研中称周末旅行包“极其实用”，一旁推荐的则是一款 Hook & Albert 设计的价值 640 美元的皮包，里面只放得下两件西服（“或者酒会礼服”）及一双鞋。老实说，这极其离谱。

时尚单品通常和购买者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生活方式已然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只是一种遐想。说到底，利润空间往往取决于广告商激发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能力高低。周末旅行包的定位毫无新意，该名称既指代了单品本身，也包含了单品希望招徕的消费者，好像只要拥有这件物品，就能让人实现周末旅行的愿望，而包袋的标志性形状也旨在模仿飞机上头顶行李架的形状。只要 299 美元，就能让人美梦成真：新英格兰包袋公司 Forestbound 特地为旗下周末旅行包产品线设计了让人浮想联翩的广告语：“逃离”。

不过，“周末旅行者”大多是第二套房人均拥有率极高的职业人士，他们需要逃离什么呢？自从州政府及联邦政府逐渐正视新冠病毒疫情的威胁，开始强迫居民 —— 不管有无固定住房 ——“就地庇护”，成千上万的周末旅行者已经逃离城市居所，奔赴“乡间”。群山环绕、空气新鲜的远方令人向往却充满不便，真正叫人趋之若鹜的是其中空旷的户外空间。

家住纽约的一位量子计算机公司 CEO 带着妻子和哈威那小狗从布鲁克林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来到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Litchfield）租来的屋子。在接受《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采访时，他还将该住所与凡尔赛宫相媲美。与此同时，一位身居曼哈顿的纺织大亨则举家搬至纽约长岛布里奇汉普顿（Bridgehampton）一套有 11 间卧室的出租公寓。该住所配有热水浴缸、户外厨房与屋顶高尔夫球场，此前曾经接待过 Justin Bieber、Beyoncé 及 Jay Z 等诸多名人。大亨为这套房子支付的短时租金略低于 200 万美元，租期一直持续到美国劳动节，这也使其成为长岛东端最昂贵的房产。然而，这片包含八个市镇的昂贵地皮却只有一间医院，医院内仅有 8 张 ICU 病床与 4 间隔离病房。

眼看富人来来往往跨越州县边界寻找半永久的定居之所，各地的住民按捺不住，敦促政府限制各种迁徙活动。洛杉矶市长 Eric Garcetti 已经宣布禁止居民前往第二住所。在罗得岛，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会挨家挨户地警告州外居民在抵达后必须进行为期两周的自我隔离。纽约州哈德逊谷（Hudson Valley）的一些郡县则要求房主删除列在 AirBnB 网站上的房源信息 —— 该网站至今仍在宣传，六月可供出租的当地房源有 300 多套。（与此同时，一些州政府却对监控进入部落领地的行为进行阻挠。南达科他州州长 Kristi Noem 拒绝向州内居民颁布居家隔离的命令，他还要求夏延河苏族部落与奥格拉拉苏族部落取消那些为了防止 COVID-19 病毒扩散到各自社群而设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点。）

Jedediah Britton-Purdy 在近日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提到：“每一道开放的边疆最后都会成为终点，变成一道封闭的边界。”不过，对有钱的美国人而言，跨越边界依然是小事一桩，他们寻求庇护并非为了躲避迫害，也不是因为健康状况堪忧，而是为了远离都市生活的糟心现状。他们抱怨医院人满为患、供应链堵塞、公共基础设施减少，并将这些当作寻求庇护的理由。可是，这些远离都市的缘由却并非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难题。他们有能力购买私人保险、源源不断的食品杂货，还拥有住房乃至第二套住房，抱怨中提到的这些棘手的情况鲜少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些之于贫穷的人们而言躲不开的日常，纽约的富人其实很少有切身体会，相反，后者实际还加剧了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中产阶层和富翁并不一定处在同一个纳税等级，但他们确实常常以一种病态的逻辑将自身的需求放在了过于重要的位置。有多少中产人士频繁表达诉求，要求冰咖啡、花岗岩台面及当日送达服务等等，仿佛这些都是美好生活中难以避免又不可抗拒的附属品。我曾经在派对上遇到一位白人艺术家，她当时没来由地说起自己住在“偏远的”皇冠高地。我猜想，她对此心有愧疚，又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窘迫情绪，因此不堪重负，鹦鹉学舌般重复着自己生活的街区。她与公寓管理员之间的关系也极不寻常，仿佛作家 Miranda July 笔下小说中的桥段。管理员称呼她为“小姐”，对于她的修理需求有求必应。一天早上，她还在离开公寓时给他发送了一条话里带话的消息：“我想你有必要知道，有人在大厅里睡觉。”

人们往往将“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形容为不可避免的发展，其到来常常是一场有组织的变革，使原本彼此相互照应的社区大家庭之间的纽带变得分外疏离，这种支援的体系不仅存在于疫情期间，在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紧急情况中 —— 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驱逐出境、忍饥挨饿、下狱坐牢 —— 也能起到有效的帮助。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合谋，优先确保城市内优渥选民的私人财产安全，其他住民的生活福祉则退居其次。在纽约曼哈顿，2015 年以来建造的豪华公寓中，有近一半空置着，而与此同时，州长 Cuomo 一边声称人们在地铁里睡觉的行为“令人作呕”并部署警察进行驱赶，一边却始终拒绝制定全面计划，不愿为纽约七万名无家可归的居民提供住所与食物。

自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以来，大家都逐渐明白，个人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已经密不可分。再也没有比当下更让人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刻了。可是，也有人从这种表述 —— 以及居家隔离的必要性 —— 中得出自私的结论：照顾他人的最佳方式就是照顾好自己。我想，每一个逃离纽约的人身后，都另有一个人正在计划逃离。如果我用两只手的手指来数纽约互助组织的数量 —— 不管是送餐、取药，还是帮人们保释出狱 —— 那肯定数不过来。我都还没算上那些早在这场联邦政府都承认的危机出现以前就一直在做类似工作的组织，还有那些不断为家人、朋友及邻居默默提供支援的人们。

三月初以来，美国已经驱逐了差不多两万名移民。同一时期，纽约最富裕的街区中，40% 的居民也已经逃离自己的主要居住地。还有多少人会持续迁居纽约州北部或往西面进发，并且呼吁相关政府为他们相隔两地的家开放边界？有钱人总是运用与剥夺公民权利有关的逻辑为自身的困境正名。若不是他们对于物质执迷不悟，赋予“奢侈”独特意味的隐喻也会显得无力：紧急情况发生时，同谋者往往还自以为是受害者。不过，只要“逃离”仍是品牌广告语，而“活下来”也只需合适的包袋收拾行装，那么保全自己的生活质量就永远与离开无关。没有一成不变的隐喻，举凡皆可变通。

Maya Binyam 是一位作家，生活在纽约。她是杂志《Triple Canopy》的资深编辑，以及在线杂志《The New Inquiry》的编辑。